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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与新发展

2017-09-04 10:10:23作者:楼劲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4日 14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本期主持:楼劲(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本期主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与新发展

  近年中古史研究的重要事态之一,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见迭出和新人辈出,其影响上及秦汉史,下至隋唐史各领域,关系到中国古代前后期转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考虑其之所以活跃的原因,展望其近期继续发展的态势时,有三个方面或应引起特别注意:一是在更大的历史纵深下考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具体问题,阐发其中所寓的大跨度、长时段内涵;二是更多地关注以往研究中显得相对孤立、滞后的宗教、知识等领域的事态,揭示此期精神世界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联;三是更加讲求史料的拓展、辨析,自觉、综合地运用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现象学等多学科方法来开掘史料和认识历史。应当说,这些方面的确都契合魏晋南北朝史及其研究的基本特点,继承和发展了前辈学者创辟的一系列思考,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当时样态和后续篇章。本组文章即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作者的一得之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讨论。

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诸多发展周期
作者:楼劲 

  魏晋南北朝史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于一个此期独有的显著现象:即中古史上的一系列大事或趋势,如门阀士族、均田制、三省制度、北族汉化、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等等,基本上均在此期呈现了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发展周期。正是这些周期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期历史的基本内容,展示了连接汉、唐两大王朝的脉络线索,决定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当时样态和后续基础。要之,魏晋南北朝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和特殊性,在于其为这一系列发展周期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关键时期。

  这些发展周期不少皆为各领域研究者所熟知,可概括为下列几点:

  一是尽管具体的来龙去脉各有不同,但这些周期明确的起讫点大都可断在魏晋至唐初。如门阀士族源于汉,余绪及于唐后期,但与其定型和瓦解紧相关联的标志性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则从曹魏开始几经调整,至隋及唐初告终。均田制的兴衰也是这样,西晋占田制以前的授田、名田、屯田可谓其源,盛唐开元令则是其流,其管制土地和劳动力配置关系的制度实质,典型地体现于北魏及北齐、北周、隋的均田制,至唐初武德令明显已入尾声。三省制度自魏晋明确三省并立,至唐初政事堂制度形成而精神渐渐不存,实际已向阁部体制过渡。其他如北族汉化自五胡建国至唐初定姓族;法律儒家化自曹魏新律至唐永徽律疏的形成;佛教中国化自西晋允许中土人士出家,至隋及唐初天台宗、律宗、禅宗等本土宗派创始;古文经学自曹魏始立于官学,至唐初撰定《五经正义》。凡此之类,均足令人意识到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自成一个时代的理据所在,非仅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而已。

  二是这些周期均与一系列重要事态联动,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整部历史的深刻变迁。像门阀士族牵连至广,与之相随的有“门阀政治”,而门阀政治又与此期“皇权的变态”联动。占田均田则与户丁制及赋役制度相连,又直接关系到兵源、军制的状况。三省制度不仅与朝廷决策、行政体制的演化,也与地方行政体系的调整,与整套行政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北族汉化极大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人口构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又与南朝、漠北至东北亚诸事态深相关联。法律儒家化推进了魏晋以来礼、法的变革,又构成了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制定法运动”的内在动因。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意义亦远不限于宗教,而是牵涉到经济、政治、阶层、种族、社会生活以至知识体系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事态。这种一个突出的发展周期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的现象,只能说明其基础深厚而内涵丰富,绝非从魏晋或隋唐某个时段着眼能够解释。

  三是这类周期的展开、完成,永久地改变了相关领域的面貌及其以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门阀士族虽已衰落,但其代表的家族伦理、身份内涵及知识、价值崇尚和审美等观念形态,却已在历经淘洗后深入唐代士人的心灵。均田制瓦解标志着国家对土地关系和基本经济活动的干预弱化或方式转型,其背后则是南北朝以来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和基层秩序的变迁,也包括地税、户税、役制、兵制等方面新法的陆续产生。至于其他周期如三省制度、法律儒家化及北族汉化和佛教中国化等等,其兴起发展至衰落蜕变的历程,都深刻改变了所涉领域的样态,构成了其以后发展的基础,其具体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于后世的制度和做法之中。由此观之,这类周期并不单纯是某些头绪线索自始至终的兴衰起伏,而是随其后果和形势变化,接续有新的头绪产生并不断刷新历史发展的路径;因而其至唐初的基本完成,也就不是从偏离回归到某种既定状态,而是意味着新的发展基础或新的时代开启。

  除此之外,尚待揭示、勾勒的这类周期应当还有不少,像山越、蛮族融入江南社会的进程,道教从黄巾起义和五斗米道被镇压后的转型,玄学自正始之风至南北朝的起伏等,亦皆在隋及唐初告一段落。这都表明上述周期在魏晋南北朝乃是一种普遍存在,因此也就有必要就其总体加以考虑。现在回头再看,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先生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合理内核,在于其揭示和强调了魏晋以来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发生的转折,同时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出发,为魏晋以来发生的大量事态提供了一个总体解释。而日本学界关于“中世时代”或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概括,其要也是在揭示、强调门阀士族及与之联动的一系列事态,以此为中心来解释魏晋以来这类周期的起讫。这也可见,近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无论理论、方法如何变换,不管是基本线索的概括,还是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离不开对上述周期的认识。

  当然,时至今日问题已变得更为清楚。对这些周期来说,旨在界定社会形态的“魏晋封建说”的解释力毕竟有限;“中世时代”及“贵族制社会说”则一向只被中国史界部分认同,因为这一时期各朝毕竟仍是专制皇权体制。更何况,对这众多周期兴衰起伏的“所以然”,只就其中一、二出发,无论是田客部曲的身份演化、门阀士族的地位变迁还是别的,显然是说不清楚的,其背后应当还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并在各周期及相关事态的互动中不断更新着这种基础。这就尤其需要考虑汉以来社会和统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正是汉代以来各种资源更易流向特定家族的格局及其演化,构成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发展蜕变的基础;也正是汉代以来的土地兼并、各族内徙和相应的处理过程,导致了魏晋以来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其他各种周期大略亦皆孕育于汉,至于魏晋则因某种标志性举措或事件而定型展开,并随原有问题的消解和新问题的产生而趋于终结。

  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认识是:在总结、扬弃战国以来的发展和秦制的基础上,汉代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模式,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汉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另一方面也滋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随形势发展,通过整套模式的调整完善来加以解决。我认为此即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基本背景和原因:正是由于汉代模式所蕴矛盾和问题的突出化,导致了汉末以来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不安,也引出了魏晋以来明确标志诸周期开端的一系列举措和事件;若不是按调整完善汉代模式的方向来应对新的形势,消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而是朝着颠覆这种模式的方向来发展,那就不会有这些周期按其自身要素关系持续呈现其兴衰轨迹,也就不会有这些周期发展至唐代的完成或终结。这也就同时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既以战乱动荡及鼎立争攘而著称,又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转折的缘由。

  这些周期的基本完成,也就是汉代以来土地、阶层、民族关系和行政、法律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知识领域诸多问题的蜕变或消解,由于其继续发展的基础已被更新,也就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自然意味着又一轮新绪再发而源流间出的过程,所谓“贵族制社会”消亡和“近世时代”或“平民社会”的到来,所谓“唐宋变革论”,所谓北族政权从“融合王朝”向“征服王朝”的演变,其实皆建基于此,都可归为上述周期完成的后续事态。结合以上所论,足见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周期的定型展开和终结衰变,不仅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内容,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史走向和整部中古史前后期的转折,又汇聚了“魏晋封建说”“中世说”及“近世时代说”“贵族制社会说”“唐宋变革论”等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和范式,体现了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发展逐步递嬗变迁的历史轨迹,亟待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楼劲,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与信仰的再造
作者:孙英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分裂。在这漫长的分裂时期,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但是与此同时,旧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学发展;佛教传入,带来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断改造,神仙体系完善;代表当时主要自然知识体系的阴阳五行继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式;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场景。这三百年中形成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为此后的文明发展轨迹指明了方向,很多其后的中华文明的要素,都可以从这段时期找到源头。从这个角度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和信仰世界再造的重要时期。除了风云变幻的政治起伏、复杂精细的制度变迁、各种族群的离散聚合,以及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之外,这段时期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的重塑,恐怕是不可忽视的历史面相和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笔者希望通过下面三个具体的方面勾画出一些粗浅的线条,或可由此更加直观地呈现上述观点。

  第一,佛教带来了新文化基因。我们一贯将佛教史视为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分,但是若换一个角度看,魏晋南北朝也是佛教在亚洲大陆兴起和传播中的一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是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也带来了几乎全面的知识和观念的革新:地理知识、宇宙观、生命轮回、语言系统、新的艺术形式、风俗习惯、城市景观等等。这种文化融合和再造,还不仅仅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而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磨合。仅仅从政治史的层面讲,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方面。又比如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国家祭祀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出现之后,在官—民的结构之外,提供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也出现了宗教(神圣)空间。从《洛阳伽蓝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读出这种变化带来的城市活力。

  这种空前的文化融合局面,也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支持。目前看来,规模庞大的宗教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具潜力的大宗文献之一。而且,我们对于汉译佛典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过于低估,给将来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间。早期的佛典没有文本,是口耳相传,最近的研究,比如辛嶋静志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学者所了解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公元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

  第二,不同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高度融合。文化的冲突、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带来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佛教与中土文明的冲突,其复杂性和重要性,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审视。除了在佛教依附玄理、佛道竞争、孝道、拜不拜君亲、神灭神不灭、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等话题上的讨论,其实佛教进入中国之初,就已经中国化了,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固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课题上,有很多层面的问题以往被忽略了,比如,佛教与阴阳谶纬的关系。两汉时期,谶纬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体系中最为宗教化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高度系统化的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套意识形态学说),所以我们看到,最初的佛教译经,就开始大量借用阴阳五行的词汇和概念,来表达佛教的教义和学说。比如《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用一套祥瑞的逻辑来解释释迦太子的出生。正如安居香山等人的研究,佛教高僧多研习六经七纬、阴阳术数。佛教思想和谶纬传统的结合,发展出佛谶等新形式。直到武则天时代,她的《大云经疏》仍是托名佛经、带有强烈谶言色彩的文献。疑伪经的生产过程中,也受到谶纬的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纬书为核心的一套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知识体系仍在持续发展。甚至有往其他知识和信仰体系渗透的倾向。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乃至民间文化,都能够看到阴阳术数的元素。这套将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跟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相比附的学说,试图从人类自身之外找到解释人类社会的逻辑和真相。很多脱胎于各种知识和信仰系统的谶言,开始逐渐脱离纬书,跟道教、佛教相结合,继续影响着当时的历史画面。这种影响不但是政治和思想上的,而且对当时的自然知识发展,乃至文学写作都有深刻的影响。比如江淹等人的写作,就受到这种知识的影响(参看松浦史子的研究)。关于佛教,汤用彤讲:“北朝经学上承汉代,本杂谶纬。而元魏僧人,颇兼知术数,则亦汉世佛道与阴阳历数混杂之余绪。”(《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可谓真知灼见。不过不同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及这种冲突和融合对文明发展和历史起伏的影响,仍需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第三,与域外文明高度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草原文化对本土文明的影响,这种开放性还体现在中华文明跟中亚等地区的联系,逐渐超越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层次。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也包括各种宗教信仰和围绕这些信仰形成的观念、习俗和符号等等。比如宗教信仰的兴起,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敦煌和云冈的壁画和雕塑成为文化珍宝。人们从相信死后灵魂往东前往泰山,转而执着于往生西方净土。随着龟兹等地的中亚音乐的传入,中土音律的宫、商、角、徵、羽五音音律固有的缺陷被不断挑战,“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以琴瑟、钟磬为乐器的时代过去了,音乐进入了新的时期。

  中华文明更加紧密地和中亚连在一起,各种思想和信仰元素沿着这条路线输入中土。粟特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土兴起——这种兴起不但是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中国成为这些宗教体系和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而使中国的思想和信仰,可以在更大的亚洲史或者全球史的框架里得到理解。比如佛教是在中亚和大犍陀罗地区重新发展和改造后进入中国的。所以通过对犍陀罗佛教文献和图像的研究,可以转而理解中华文明本身。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更能理解贵霜君主迦腻色伽的遗产,理解曾矗立在洛阳的永宁寺的意义,等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有关佛钵(Pātra)的观念。汉文文献记载得很详细,公元4到5世纪,乃至到6世纪初,存在一个去布路沙布逻(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礼拜佛钵的热潮。也正是在4、5世纪,出现了大量佛钵与中土各种因缘的观念和传说,甚至出现了《佛钵经》之类的伪经。随着西行巡礼佛钵的盛行,有关佛钵的宗教、信仰、政治意涵也逐渐传入中国,习凿齿在给道安的信里,念叨着“月光将出,灵钵应降”。这一过程跟文献记载及政治宣传中提到有关佛钵的观念相表里,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乃至掀起了一场场的政治风潮。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各种知识和信仰体系互相激荡、影响、融合的时代。通过数百年的融合与再造,中华文明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知识和信仰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迹。

  (作者:孙英刚 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作者:陈爽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以20世纪初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为契机,经过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百年学术积累,加之近年来诸多先秦简牍的出土、契丹小字的破译、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徽州等明清地方契约文书的大量涌现,几乎各个断代史研究的史料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魏晋南北朝的新史料发现则相对滞后,学界虽尝试通过各种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引入发现和提出若干新概念和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真正能够落实定谳者不多,诸多问题还停留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推论阶段。

  基础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研究深入的瓶颈,魏晋南北朝史料相对贫瘠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欲改变现状,也必须从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开拓研究空间。新学术环境下的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挖掘与拓展,应当以史料的再发现与史实的再认识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并在古籍数字化环境下对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20世纪以前,除少量西陲晋简和西魏、高昌文书,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有限。近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和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使学界对于三国时期户籍、赋役、租佃制度的认识大大深化,对北朝官制、兵制和相关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得到加强。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是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强劲而稳定的学术增长点所在。简牍和石刻绝不仅仅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而且是认识和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另一扇窗口,具有与传世文献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简帛与石刻史料的零散性和不确定性也使研究面临着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隐忧,新出简帛和墓志虽数量巨大,但更多的是量的累积,尚无法撼动传世文献所确立的既有史实框架。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二,也是史料发掘的一项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对旧有史料的辑佚与清理。对于魏晋南北朝旧史的辑佚,清代学者马国翰、严可均、汤球、黄奭、王仁俊等人付出了辛苦的劳作,著述甚多。但是,限于当时手工翻检的学术条件和学者个人的学识,清人的辑佚成果与现代学术的需求还相去甚远。就辑佚质量而言,诸辑本中臆改、臆补、误收、漏辑等现象时有所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诸多域外汉籍和稀见古籍的刊布和古籍数字检索技术的普及,新佚文时有发现。以诸家晋书与晋史辑佚为例,20世纪后发现的《永乐大典》残本、日藏宋版《世说新语》、稿本晏殊《类要》等文献中,都有数量可观的诸家晋书与晋史的佚文征引,而时下学界通行使用的版本,仍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汤球辑本整理而成的《九家旧晋书辑本》和《众家编年体晋史》。就辑佚种类而言,受到学术旨趣的限制,清人的辑佚成果多集中在魏晋时期,而对南北朝时期一些重要的典籍,如《齐职仪》《梁选簿》等,至今尚无辑本。此外,清人辑佚,只辑已佚之书,对于传世正史中所残缺亡佚的内容,并未着力搜求,如《太平御览》中所引用的《后魏书》《宋书》等正史,与传世整理本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存有多条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有鉴于此,学界应破除对清人辑佚成果的过度迷信和依赖,发扬陈垣先生所提倡的“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精神,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三,也是史料发掘的另一项基础工作,是对现有史料进行史源学定位,对文本的史料价值做出精准的评估。“史源学”的概念由陈垣先生首创,其主要任务是找出史料的最初来源,并考察出后出文献在引用和转述这些史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对于史料引用,他所强调的最高原则,是必须采择第一手材料,“凡《宋书》有者,不引《晋书》。论朝代,晋在宋前;论成书,则《宋书》在《晋书》前”。魏晋南北朝多部史著记述史事互有交叉,文本各有同异,学人引用时较为随意,史源学意识淡薄,因而忽视了很多重要问题。以《资治通鉴》为例,以往学界通常认为其魏晋南北朝部分大都是剪裁正史抄选《晋书》记载而成,而当代学者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勘发现,《资治通鉴》十六国部分独家保存的文字,数量之多、比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如有关前燕的记载约45000字,不见于其他史传的内容约25000字;有关前秦的记载共约62000字,其独家保存的内容约28000字。这部分文字涉及大量重要史实,为《晋书》等正史所不载,完全可以作为一手史料直接引用。现有研究中,类似这样的“史料死角”还有很多,诸多不见于其他史传记载的史料与史事还沉睡在习见和常用的史籍中,学人罕见征引,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四,也是近年来断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是从史学层面重新解读史料,利用文本分析等手段,对现有史料进行系统辨析。这种辨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考辨,而是对所谓一手史料的构建过程进行研究,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中异军突起的“历史书写”或称“史料批判”研究。他们以疑古的态度,对史料文本保持高度警惕,主张对关键史料的源流进行深入解读,从多个角度反思史料,考察史料文本背后的深层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史料的再阐释与历史图景的再构建。例如“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对良吏事迹一种司空见惯的记述,经学者考察发现,这两种书写模式在汉唐间多种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近一个世纪以前,傅斯年先生曾提出“史料即史学”的著名论断,界定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作为一名合格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精致处理史料的能力,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唯其如此,才可能在琐屑中寻觅线索,从平淡中体悟波澜,在史料和史实的层面为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空间。

  (作者:陈爽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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