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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非殖民化研究的新进展

2017-04-17 09:10:14作者:李鹏涛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7日 14版)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民族主义兴起和非殖民化背景下,非洲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兴起。当时的非洲大陆是非洲史研究的中心,涌现出一些重要的非洲史学流派,如西非的“伊巴丹学派”和东非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他们关注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国家形态和贸易,以及19世纪末的反殖民征服斗争与非洲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联系。由于非殖民化时期的档案文献仍未开放,这些第一代的非洲史学家并未将非殖民化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此时的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基本上由社会科学家主导,主要包括戴维·阿普特、詹姆斯·S.科尔曼等人,他们的研究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侧重分析推动殖民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确立了非殖民化的叙述框架。此后,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取得深入发展,先后出现“外来因素论”“新殖民主义论”“计划撤离论”“民族主义论”等研究范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非洲史学家开始对非殖民化的叙述框架提出挑战,强调以往研究或者从殖民者视角出发,或者强调民族主义重要性高于围绕着社会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忽视了民族独立与一系列社会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帝国史学家所称的“非殖民化”,非洲史学家更愿称其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研究进展与非洲史学科所经历的重要转型密切相关:其一,随着非洲国家发展遭遇困难、非洲大陆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史学家开始关注殖民时期历史,试图探寻当代非洲国家“失败”的历史根源;其二,随着非洲史研究中心逐渐由非洲大陆转向欧美国家,非洲史研究日益受到欧美史学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非洲社会文化史、非洲妇女史和非洲劳工史研究纷纷兴起,它们所提供的全新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非洲史研究更多关注“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强调非洲社会能动性;其三,随着殖民时代开始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针对殖民统治和非洲社会变迁提出全新认识,非洲史学家在承认殖民统治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认为殖民地国家事实上很难有效支配非洲社会变革进程。

  首先,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强调“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殖民化。相关研究表明,非洲民族主义推动者不只是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基层大众运动为民族主义精英提供了反殖民斗争的现成环境。包括农民、工人、退伍士兵和妇女在内的普通民众,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被动员对象,他们对于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观念、目标、策略和手段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几内亚为例,它在整个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历程中是较为独特的。1958年,戴高乐政府推动法属殖民地举行公决,决定究竟是继续维持与法国的关系,还是实现殖民地独立。只有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民族主义者投下反对票,要求立即独立。以往研究认为这是以塞古·杜尔为首的几内亚民族主义领袖积极推动的结果,然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几内亚民族主义推动力量是“自下而上”的,正是来自妇女、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的大众压力,导致塞古·杜尔在全民公决中投下反对票。随着非洲史学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纳入非殖民化叙述框架之中,这一叙述框架发生重要变化。

  非洲妇女史研究较早对非殖民化的叙事框架提出挑战。关于非殖民化的流行观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受过教育的非洲年轻男性,因为曾经在二战期间当兵打仗而开阔视野,更加坚定地挑战非洲年长者和欧洲殖民者的权威。他们的抵制、示威、基层动员、组建政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暴力活动,最终迫使殖民统治者放弃帝国控制,并将权力移交给新兴的非洲男性精英。然而,近年来的非洲妇女史研究表明,这一由男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叙述框架是片面的,忽视了非洲妇女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非洲妇女是非洲民族主义动员过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运用舞蹈协会这样的传统组织,或者新成立的政治化的妇女组织,为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提供支持。

  种族因素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在肯尼亚、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莫桑比克等东非殖民地,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以外,还有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和亚洲人等种族。这些种族的身份认同是在跨印度洋文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他们在殖民地种族格局中处于“中间人”地位。这些种族卷入了非殖民化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支持或者反对非洲民族主义,并且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面临着身份归属问题。

  其次,非洲史研究反对“自后向前”地解读非殖民化进程。近年来,弗里德里克·库珀等非洲史学家的研究跨越了欧洲帝国史和非洲史之间的界限,将政治想象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他们强调,在书写非殖民化历史时,由于研究者知道非殖民化的最终结果是民族国家成立,因此很容易“自后往前”地解读非殖民化进程。无论是将非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视作殖民宗主国的计划,还是民族主义力量针对殖民者的重要胜利,这些视角都过分关注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将殖民地内部政治简单等同于反殖民民族主义。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殖民地面临着多种选择。在非殖民化时代,曾经出现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可能性,非洲史学家呼吁书写“非线性”的非殖民化历史,将民族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对以往的非殖民化叙述框架提出挑战。

  再次,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新研究方法和视角,推动非殖民化研究走向深入。近年来,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相继开放非殖民化时期历史档案,极大地推动了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包括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内涵的研究,而这是以往的非洲民族主义研究较少关注的。例如,美国学者梅雷迪斯·特雷塔在有关喀麦隆民族主义起源与演进的研究中指出,喀麦隆人民联盟的民族主义观念与农村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非洲传统社会的民族和主权观念来表达反殖民诉求,从而形成了“乡村民族主义”。

  受跨国史、全球史等新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影响,非洲史学家强调,理解非殖民化进程,需要关注不同非洲殖民地之间,以及非洲殖民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斗争,塑造和影响了加纳民众对于非殖民化进程的认知。同样地,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大批非洲裔美国人前往加纳,极大地推动了加纳的非殖民化进程。万隆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亚非国家的团结,而这同样对于非洲国家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早前研究相比,这些研究开始强调冷战与非殖民化的相互影响,不再将帝国终结仅仅视作是帝国本土的政治操纵和经济重整,而更多关注殖民地冲突历史及其对于非洲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凸显了冷战因素对于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性。而且,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有助于推动研究者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法属非洲—英属非洲的二分法,从而揭示出塑造非殖民化进程的国际体系的复杂性。

  (作者:李鹏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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