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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一个被隐没的民俗学家

2017-02-20 08:42:05作者:刘锡诚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黄石生于1901年,本名黄华节,另一个笔名是黄养初,是中国现代民俗学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著述颇丰,研究领域也相当广泛,其主要学术方向是神话学和女性民俗研究。主要著作有:《神话研究》(1927)、《妇女风俗史话》(1933)、《端午礼俗史》(1963)、《关公的人格与神格》(1967)、《中国古今民间百戏》(1967)。译著有:卜伽丘著《十日谈》(与胡簪云合译,1930年)、顾素尔著《家族制度史》(1931)。

  大概由于黄石是一个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办民俗刊物的民俗学家几乎都是地方性的学者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俗采集经验,早期他没有归属于哪个学术派别。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妇女风俗考》、1994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石民俗学论集》等书,陆续收录他早年写作的民俗学、神话学论文,长期湮没无闻的黄石,其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

  据其所著《神话研究·编后》记载,黄石大约于1923年的“双十节”从海外(暹罗)“飘流归来”到了广州,进入位于白鹤洞一带的协和神科大学上学,前后凡四年。在校期间,在校长龚约翰(Dr. John S. Kunkle)的支持下,潜心研究神话,完成《神话研究》一书的书稿,并部分地在学校的学生刊物《晓风周报》上发表。离开广州协和神科大学后,大约在1927年前后的暑假,着手整理、改削、增补已大体完成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出版。大约1928年初到香港《华侨日报》做编辑,时间很短,据赵世瑜考辨,5月便又回到协和神科大学(《黄石民俗学论集·序》)。大约于1930年赴北平,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门下专攻宗教及民俗(《民俗学集镌》第2辑《介绍本辑著译者》,1932年8月1日,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发行)。他的许多重要民俗学论著是在此写作的,如:《胭脂考》(《妇女杂志》第17卷第4期,1931年4月)、《一篇表现妇女生活的古诗——郑风〈秦洧〉》(《妇女杂志》第17卷第7期,1931年7月)、《苗人的跳月》、《迎紫姑之史的考察》(《开展月刊》第10—11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和《满州的跳神》(《民俗学集镌》第2辑,中国民俗学会发行,1932年8月1日)、《再说紫姑神》(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编《民众教育季刊·民间文学专号》第3卷第1号,1933年1月)等论文和专著《妇女风俗史话》(1933)。自1932年10月即《民间月刊》编委会改组后的第2卷第1期起,黄石被聘为该刊的撰稿人(其他撰稿人有:江绍原、顾颉刚、赵景深、周作人、谢六逸、钟敬文、钱南扬、王鞠侯、娄子匡、曹松叶等十人),但始终未见时在北京的黄石为该刊撰文。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周围,形成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团队,名称叫“社会学社”,黄石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在他(吴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对宗族组织进行了调查,费孝通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黄华节到定县调查了礼俗和社会组织,费迪到清河对村镇结构进行了调查,郑安仑对福建侨民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在这次调查中,黄石写出了调查报告《河北农民的风俗》。1934年1月,在《黄钟》第42期上发表《屠苏酒》;1934年2月,在《东方杂志》第31卷第3号上发表《冥婚》、在第4号上发表《桃符考》;1935年2月,在上海《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发表《五辛盘略考》。1935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排斥进步人士,一度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俗文学的郑振铎以及黄石和从事宗教与民俗研究的许地山都被解聘,郑回到了上海,到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许去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主任教授。黄石此后的去向变得扑朔迷离,有待于继续研究。
  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黄石住在香港元朗东头村,以卖文为生。这个时期,他陆续出版了《端午礼俗史》《关公的人格与神格》《中国古今民间百戏》等民俗学著作。在互联网上看到,他在1981年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关公的文章:《山西夫子作天公——关羽的神格化》(台北《时报周刊》第170期)。

  从黄石的学术经历中,我们看到,他的专业主攻方向在宗教,但却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民俗研究,包括他受派遣在河北定县的调查。诸家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定县所做的调查,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灭的学术光辉。但无论是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计划,还是李景汉主持的社会调查,都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尽管其中也有孙伏园等主持的民间文艺调查,然总体看来,都是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调查,而只有黄石的调查,所选的是民俗学课题,成为在寥落的北方民俗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曲独唱,在中国的民俗研究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来在香港期间,很可能是由于生活上和学术上双重原因,他除《端午礼俗史》外,还著有《基督教道德观与中国伦理》(1962)、《科学家看圣经》(鲍伊德等著,黄华节译,1962年)、《基督教与回教》(黄华节译,1966年)等,翻译《亚洲基督教教会与优生善养运动》,宗教研究和翻译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了重要地位。

  在这许许多多著述中,初版于1963年的《端午礼俗史》,以优美流畅的散文笔法、广纳博采的叙事方式以及环环相扣的论证逻辑,考释了端午节的历史源流,勾画了各地流行的端午节生活样相,特别是阐释了构成端午节的两大礼俗——角黍和竞渡——的文化意涵,无疑是一部把端午的源流考述和现实的民俗文化事象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力作。

  关于端午节的源流,古代文献中的记载颇多,清代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曾将这些材料汇为两卷;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对端午节的源流所作的考证、对相关民俗事象所作的阐释以及对其性质的探索,文章也不少,但纷然杂陈、众说不一,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还有很多的话题可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见诸报端的文章,不下几十篇。重要的,如江绍原的《端午竞渡本意考》(《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陆侃如的《五月五日》(《国学月报汇刊》第1期,1928年1月1日)、徐中玉的《端午民俗考》(《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1936年6月29日)、欧阳云飞的《端午恶日考》(《逸经》第32期,1937年6月20日)、间堂的《端午节考》(《论语》第114期,1937年6月)、闻一多的《端午考》(《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和《端午的历史教育》(1943年7月)等。20世纪下半叶,大陆和港台学者发表的端午考源和文化阐释的文章就更多更丰富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不仅表明端午在中国南北各地的老百姓中从来不是一个僵死了的历史记忆,而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节日,而且也始终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活态”的文化现象。
  《端午礼俗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叙述和论证的实证性,重视让材料和事实说话,结论则在材料引证和分析之后。一方面,纵向上,作者把自先秦以来(作者认为“端午节发源于先秦,历二千多年”)历朝历代有关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民俗事象作了历史的梳理与辨析;另一方面,横向上,对可能找到的全国各地有关端午节的历史记述和鲜活材料搜集起来,进行了归纳、比较、分析、阐释。纵向和横向地搜集相关材料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是20世纪早期的文艺学家(如胡适)和民俗学家(如顾颉刚)已经大量、广泛采用并获得相当成就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对民俗事象作意涵或象征的阐释的研究,则在黄石著作中成为一个耀眼的亮点。

  黄石笔下的端午节风俗习惯和民俗事象种类甚多,如时食之角黍、羹汤、端午酒、端午宴,祭祀(送瘟神、禳灾逐疫),蓄兰沐浴、采百草和斗百草、捕蛤蟆、熙游和避灾、竞技,龙舟竞赛,辟邪法物如辟兵、系红丝线(朱索)、长命缕、戴香囊葫芦、插菖蒲戴艾草,等等。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端午节诸多风俗习惯中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移动或分布最广,因而也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事象——角黍和竞渡——的颇见深度和颇具兴味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贡献,尽管在他之前,已经有学者(如闻一多)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发表过一些见解。譬如,在论述角黍之前,作者先把他观察和论述节期时食的特殊视角和原则提了出来:“国人生活”“以应天顺时为节律”,而“节期的时食,多数不但‘应时应节’,并且还含有特殊的意义,或象征某种故事,或象征某种现象,或代表所祭祀、所纪念或所畏惧的对象,食之有种种不同的作用,或增加活力,或与鬼神灵物契合,而取得其‘法力’,或借饮食驱邪祛病,种种动机,不一而足”。他的观察视角和立论原则,使他对时食特别是角黍(粽子)的文化象征含义的剖析,具有了值得注意的新意和深意。对龙舟竞渡的文化象征含义的论述也一样。作者运笔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发掘出在龙舟竞渡的乐事和仪式背后所掩盖着的或被遗忘了的“驱逐恶神厉鬼,消除病疫灾殃”的古俗原意。

  民俗永远处在嬗变之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民俗文化模式。但在眼看着端午节的丰富内涵就要蜕化为只是吃粽子,所有民族节日的丰富内容越来越简化为“美食节”,我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剧烈冲击下变得十分脆弱甚至衰微的当今之世,作者在4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论说,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端午节的来龙去脉、丰厚的文化底蕴,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对于提醒民族和群体的节日记忆,在当代青年中重现一个全像的端午节文化,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以往研究黄石的文章,包括《黄石民俗学论集》中的序、著述年表,都没有注意到他还有一部初版于1935年、题为《星座佳话》(《星座神话》)的神话学专著。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温哲仙博士,在天文学界人士李元、陈丹的推荐和配图下,出版了黄石的这部几被淹没的神话学著作,真是值得民俗学界和神话学界高兴的事。在这部书的前面,温博士写下了一段简介和告白:“我国著名神话学家黄石先生的名著《星座神话》(开明书店,上海,1935),曾对中国的天文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星座神话》是借助古典星图和西洋名画,以及天体摄影作品,对黄石先生的原著进行全新的诠释、补充和再创造,是凭借数字化时代崭新的视觉面貌来完善和深化原著,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天文学的起源和萌芽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起源,神话是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而《星座神话》正是把科学和文化、天文与人文融合在一起的交融点。从这一层面而言,本书所表现的内容,不仅对于天文爱好者、文学爱好者和美术爱好者是一席华美的盛宴,就是对于普通公众了解科学与文明的起源,了解人类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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