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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历史与路径

2015-10-28 11:02:37作者:曾大兴 陈一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学》(1802)一书中提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中首次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因此有人认为,梁启超“所提出的‘文学地理’的概念极有可能就是康德《自然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学’概念”。事实上,康德并没有对“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做任何界定。就其《自然地理学》全书来看,他所讲的“文学地理学”包含文学、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诸多方面,相当于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而梁启超所讲的“文学地理”则是纯粹的“文学地理”,它是与“政治地理”并举的。

  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源远流长

  其实,在梁启超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之前,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前544年),而在康德提出“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之前,西方只有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有过文学地理学的言论。吴公子札之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思想经过司马迁、班固、刘勰、魏徵、朱熹等历代学者的探索和阐发,至20世纪初期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20世纪初期,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和顾颉刚等先后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屈子文学之精神》、《近代诗派与地域》和《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四篇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可以说在理论上、方法上为半个世纪以后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孟德斯鸠之后的西方,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先后发表过若干文学地理学的言论或论著,但是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没有达到中国学者的水准。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西方。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由于受苏联学术的影响而中断,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由于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与文化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中断了30多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地理学“文化转向”与哲学等学科“空间转向”的影响,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也再度兴起。

  有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受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影响,这一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较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如朱则杰、赵昌平、萧兵、金克木等人的论著中,根本就没有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影子。恰恰相反,他们从事这项研究是受中国传统文学地理学研究影响,尤其是受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和顾颉刚等人直接影响。他们的文学地理学论著问世之后,西方学术“空间转向”才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知晓,这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了。当然,西方学术“空间转向”对中国21世纪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有影响的。也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双重影响,中国21世纪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进而导致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本土的诞生。
  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走在前列

  陶礼天教授指出:“就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用一句话概括:已成显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框架,确立了文学与地理尤其是与文化地理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已经被认可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各种文化地理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得以新的综合运用和考量,从而产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的各种‘称谓’已趋向于统一到‘文学地理学’的名下。”法国学者波确德·维斯特伏所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一书与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利主编的《地理批评探索:空间、地方以及绘制文学文化研究地图》一书,可以说代表了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西方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地理批评”。所谓“地理批评”,也就是“文本分析”,客观地讲,这值得中国借鉴。但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基本上就停留在“地理批评”这一块,这是有些狭窄的。由于“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加之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又基本停留在“地理批评”这一块,并没有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开拓,所以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的肩上。

  文学地理学理应诞生在中国

  当然,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诞生,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条件。一是中国地域辽阔而地理环境又非常复杂;二是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且积累又特别丰厚。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具备了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和文学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时空并重”的传统。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诗三百》(后名《诗经》)中的“风诗”是按地域编排的,而“颂诗”则未按时代编排(先“周颂”后“商颂”),这说明中国古人关于文学的空间思维其实是早于时间思维的,根本不存在“重时间而轻空间”的问题。而西方人对于文学的空间思维则比中国晚2200多年。由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今文学的地域色彩又特别突出,所以中国学者一旦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就得到文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些条件都是西方所不具备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如果不在中国诞生,那是中国学者的失职。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二要有一套相应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梅新林、曾大兴、杨义、邹建军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会通》、《江山之助》等专著中均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探索,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立指日可待。第三要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队、学术交流平台和专门人才培养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文学地理学界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省略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但还有一段漫长的“国际化”道路要走。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话语体系都是中国式的,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国际学术交流,使这些理论、概念和话语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所接受。

 

  (曾大兴系广州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陈一军系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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