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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田野伦理建构有待完善

2013-03-18 14:42:06作者:孙妙凝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5日第427期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目前,我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不断臻于成熟,而田野伦理的建构还有待完善。在田野调查中,应当遵循哪些伦理?该如何保护和尊重研究对象?人类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责任何在?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学术伦理审查制度有待建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景军向记者介绍,田野伦理以不对研究对象造成伤害为第一位,包括不暴露研究对象隐私,不对其构成政治威胁、生命威胁、生育威胁等。但与问卷调查相比,田野调查无法屏蔽研究对象的住址和姓名。在人类学研究中,田野中的个人是有意义的,因此田野伦理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征求研究对象的同意。这一原则源自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中,研究的受试者是被保护的,且要有知情权。不过很多人类学学者在操作中常产生困惑,如进入田野时,是征得所有人的同意,还是征得社区代表的同意,这很值得探讨。
  
  美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伦理审查制度,并设立管理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景军告诉记者,在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完成项目时,要取得海外拨款必须遵守伦理指南。只要是参加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任何项目,都要通过网上的伦理考试,再向当地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申请,直到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查。而在中国,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很多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只是打声招呼,不是标准的知情同意过程。另外,在国外,“卧底”研究是被严令禁止的,其成果不能发表,而在国内就可以任意发表。他呼吁,我国也应成立相应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并建立知情同意制度,以规范研究者的行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告诉记者,相对于普通的道德伦理来说,学术伦理更加专业,在我国建立专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十分必要。
  
  伦理标尺掌握在研究者手中
  
  事实上,研究者的行为很难完全被条文式的规范所约束,如何保护研究对象,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的分寸拿捏。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往往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境地,比如研究者对一个村落一览无遗,而村民则无法证实研究者的话。”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兰林友对记者说。
  
  近年来,随着都市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兴起,研究者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影视人类学一般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在传统的文字作品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可以被隐去,影视作品则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影视作品的传播效率很高,因而研究对象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告诉记者,在涉足影视人类学时,可以采劝合作民族志”的方式,把纪录片带到村子里放,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哪些地方不能用,哪些地方待加强,造成伤害的地方就剪掉。不过,伦理的标尺往往掌握在研究者手中,即使是征得了当地人同意,也不能将所有细节都保留,一定要本着保护研究对象的原则酌情删减。比较现实的做法是,等到敏感的事件冷却后,再公开发表。
  
  景军表示,边界是相对的,原则是绝对的。也许有时在田野调查中,伤害无法避免,但不可以明知故犯,同时可采取一些手段,降低伤害的可能性。
  
  用关怀点亮人类学研究
  
  田野调查具有长期性,少则数月,多则数十年,这在无形中塑造了一条连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情感纽带。近年来,更多人类学学者自愿承担起帮助研究对象的责任。
  
  朱晓阳认为,纯粹科学研究的神话已不复存在,对于研究者来说,内心要有关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二者互为主体,研究对象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而不是研究的工具,不应索取资料后就不闻不问。
  
  兰林友对记者表示,人类学家最大的责任是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对研究对象来说,生活才是他们考虑最多的事情,他们需要更实在的回报。比如,有时聆听他们的心理困惑就是最直接的实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继焦认为,很多人类学家都充满同情心,在研究结束之后还会帮助研究对象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不过,更重要的是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一些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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