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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如何理解与守护大学精神——《大学(学术版)》访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2012-08-24 08:50:04作者:佚名来源:山东大学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随着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大学功能的逐步转变,大学独有的精神也正遭受诸多冲击,面临严峻挑战。大学精神式微成为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内涵是否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有哪些事物正在侵害大学精神,其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大学精神?我们在守护大学精神时,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有所创新办出特色?围绕这些问题,本期“高端访谈”栏目对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进行了专访。

  《大学》:徐校长您好!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大学精神,您认为,应该以什么为进路来理解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一个来源是发端于洪堡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即把自由地探求未知和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四不”理解我们对大学精神的尝试性践行:不以未来的就业为目的;不以培养党政干部为追求;不以培养亿万富翁为目标;不以专业作为知识标准,进来以后没有专业。
  徐校长: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一群有经验、有理性、有既定观点的人和一群有热情、有理想、有冲动而缺乏经验的人相互激荡思想与学术的地方。前一种人是老师,后一种人是学生。在这里,他们共同探求未知,探究学术,追求真理,这就是大学的生活方式,也是大学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这样的精神来源于洪堡大学。洪堡大学对人类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她创造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而在于她贡献了当今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都共同采用的现代大学制度。
  欧洲有两个大学之母。历史上的大学之母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1988年这所大学举行900周年校庆的时候,470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汇集于此,大家签署宣言共认博洛尼亚是古典大学之母。另一个大学之母是洪堡大学。因为洪堡大学创建了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并把科研看作是大学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一个来源,即把自由地探求未知和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以我们自己来说,山东大学开办了一个泰山学堂,一共60个学生。我在开班仪式高端访谈上讲了四个“不”,就是要先告诉学生这个班不是什么。第一个“不”,不以未来的就业为目的;第二个“不”,不以培养党政干部为追求;第三个“不”,不以培养亿万富翁为目标;第四个“不”,不以专业作为知识标准,进来以后没有专业。那么这个班是什么呢?这个班是以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为目的的。我认为,我们对泰山学堂确立的“不”和“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大学精神的尝试性践行。
  《大学》:作为大学生活方式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的来源,那么,您认为,构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两块基石,它们解决了大学和公权力、大学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是排斥不法干预,鼓励教授与学生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自主、自律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以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体。
  徐校长:现代大学制度有两块基石。第一块基石是大学自治,大学自治就是要解决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学只要依法登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不需要向任何机构负责。第二块基石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解决的是大学和教授之间的关系。学术自由包括几个含义:第一个是教授讲授课程的自由,教授可以自由选择讲授的内容,但也要遵循一定的底限,即,他讲授的内容必须是科学的、符合真理的,必须为学生所需,不能煽动暴力,不得鼓动学生信教,不得散布民族、种族仇恨,不得教授宪法与法律及科技伦理禁止的知识与方法等。第二,教授的研究自由,教授可以自由选择研究的内容,不受他人干涉。第三,教授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教授可以自由发表研究的成果。第四,教授批评他人研究成果的自由。第五,教授对自己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修正的自由。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解决了大学和公权力、大学与教授之间的关系。这两对关系解决好了,就被认为是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所以,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是排斥不法干预,鼓励教授与学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自主、自律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以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体。
  《大学》:您所说的大学自治体,与通常言及的学术共同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学自治体与学术共同体有所区别,大学自治体由学术共同体、知识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以及道德共同体等多个共同体组成。
  徐校长:不完全一样。大学自治体是由多个共同体组成的。第一个是学术共同体,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二个是知识共同体,知识是大学里面这一群人活动的唯一纽带。大学的图书馆用来收藏知识,教学是传播知识,研究是探求知识,为社会服务是运用知识,大学的文化功能是传承知识,国际交流实际上是交换知识。第三个是价值大学共同体,真理和学术是大学应有的最高追求。第四是道德共同体。大学一定不能世俗化,大学应该是收藏社会良心的,所以大学一定是道德的高地,大学一定是社会良心的堡垒。大学应保持其道德权威与学术权威的双重地位。
  作为道德共同体,大学有两堵墙。一堵是有形的,墙外是世俗的,墙内是高雅的。大学里面应该是脱俗的,应养浩然之气。还有一堵是无形的,即大学的教师走出校园进入市井,心灵应该是高贵的,即使到了最粗俗之处也应该保持自己的高雅。这就是大学精神。
  《大学》:您所指涉的大学精神是否更多偏于经典大学?毕竟大学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身处现代社会的大学,其精神内涵是否也应有所变化和发展呢?
  ●大学精神的内涵可以发生变化,大学的精神和使命也可以不同,但高雅和世俗这一分水岭始终存在。当选择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的时候,实际上等于选择了人类的最高道德。
  徐校长:大学精神的内涵可以发生变化,大学的精神和使命也可以因不同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但高雅和世俗这一分水岭始终存在。大学里的工作者,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境况都必须忠诚于大学,忠诚于大学高雅的精神。所以,当选择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的时候,实际上等于选择了人类的最高道德,同时也就选择了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虔忠,同时也意味着要履行最艰难的义务。行政法中对公共职务设有一项特殊义务,叫职务专念义务。就是当你履行某个职务的时候,要求你头脑中的念头、思考要与职务要求相一致。这种念头叫专念,保持与职务要求相一致的念头,就叫职务专念。举个例子,你不能一边做着公务员,一边脑子里想着如何炒股。作为教师,其职务专念应当是学术与真理,而不是风花雪月或谋求高官厚禄。所以,我不大赞成教师一方面从事着教书育人和探究真理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当着公司的老板。我明确反对教师过度兼职和进行营利性活动,尤其反对教师从学生身上取利。如果大学教师拥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为社会服务的法门,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时间段,最长三年,让他自己去选择是继续当大学教师,还是去创业当老板。大学教师首先要爱学生,其次要爱学术,爱钱与爱贵不是大学精神,是对神圣的大学精神的亵渎。
  《大学》:您会怎样描述现在的大学精神?假如请您用几个词来表达的话,您会选用哪些词?
  ●大学精神可以描述为“真理、自由、独立、民主、自治、创新”这六个词。一所大学真正的能力是创新能力和守成能力的结合。
  徐校长:我最喜欢的还是“真理、自由、独立、民主、自治、创新”这六个词。我始终认为,一所大学真正的能力是创新能力和守成能力的结合。我把创新分成几类。第一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知识。新知识是指新概念的产生、新规律的发现。第二类对于工程技术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方法,即创造新工艺、新流程、新手段。第三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思想。没有思想的创新,社会科学就没有意义。第四类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创新文化,即赋予人们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这四种创新基本上就把中国大学的所有学科都涵盖了。
  然而,如果只求创新,不去守成,那么大学就形不成传统。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创新是大学进步的灵魂,而守成则是大学形成传统的脚跟。创新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不能让人处于被束缚、禁锢的状态,它以自由为氛围,自由的前提是人格的独立,而自由的界限则是对法律的遵守,保证大学精神实现的是民主的制度。大学是民主的策源地,也是民主的训练所。
  《大学》:当我们在热切呼唤大学精神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在侵害着它们。您认为,是什么在侵害着大学精神?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大学权力架构与党政机关权力架构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表现为“三同”,这“三同”的结果将导致大学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偏向于政治的公共权力与权威。
  徐校长: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大学的行政化趋势,我认为,几乎所有这些批评都不得要领。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大学权力架构与党政机关权力架构的趋同化,即大学都在向地方党政模式看齐。这种趋同化表现为“三同”:第一,权力结构上的“同构”;第二,权力形式上的“同态”;第三,权力本质上的“同质”。这“三同”的结果将导致大学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偏向于政治的公共权力与权威。另外,大学被分为若干等级,等级预示着服从,会侵害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造成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平等,这无疑又是在侵害大学精神。
  《大学》:在您看来,侵害大学精神的行政化倾向,其根源是什么?
  ●中国大学最大的行政化问题,是中国的大学提供着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承担着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扼制行政化趋势,首先应该把大学办得更纯一些,把大学办得更像大学。
  徐校长:大学的行政化,进入运行状态后,就是用管理的公共权力去替代或者是取消学术的公共权力和民主的公共权力。这样的现象,在大学已司空见惯。但事实上,中国大学最大的行政化问题,往往被掩盖了,那就是中国的大学提供着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承担着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比如,我们的大学要负担所有教职工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以及子女上学问题。有人会说这正是中国的特色所在,但是,这个特色是不符合大学精神的,也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所有人都变成了单位的人,现在我们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把一些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慢慢从大学里剥离出来,让大学更纯洁一些。我曾打过比方,国外校长的肩膀上只扛着一个“口袋”,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而中国的大学校长,肩上抗着五个“口袋”,是五个共同体的代表。第一,中国的大学首先是政治共同体,负有政治使命。第二,是学术共同体,有学术使命。第三,是社会共同体,教师的生老病死都要由大学来承担。第四,是经济共同体,中国没有一所大学不办公司。在国外,再好的大学,如科技创新能力具有代表性的麻省理工,也未闻其有校办公司。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允许教师留职出去办公司,但是绝不允许教师用大学名义来办公司。第五,我们还是个文化共同体。所以,国外大学校长能够轻松地走在前面,而我们则要扛着这五个口袋,去追赶前面那个扛着一个口袋的人,还得要超过他,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去行政化,在中国谈何容易?我想,要扼制行政化趋势,首先应该把大学办得更纯一些,把大学办得更像大学。
  《大学》:怎样才能让大学办得更纯、更像大学呢?
  ●大学的去行政化,需要重塑大学价值,改善治理结构,改造资源配置体制,剥离大学公共职能,变革科层体制,取消行政级别,重构大学文化。
  徐校长:我想应该有一个“提纯”工程。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应去其不应承担的政府职能。第一,用知识共同体标准重塑大学价值,回归大学精神。第二,改善大学的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监督权设定为平行关系,以界限和程序保证其有效行使。第三,改造资源配置体制,从教育行政部门做起。改革大学拨款方式,大幅度提高生均定额,将各种“专项”取消或合并。大学内的预算体制与拨款方式亦随之作相应改革,将资源配置重心从学校移至院所。第四,将大学承担的公共职能剥离出去,让大学“更单纯一些”。第五,将科层体制变为扁平体制,大幅度合并教育行政部门中涉及大学的内设管理机构,大学内部也相应减少管理机构。第六,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级别。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建立职业校长职务保障制度。第七,用“一把椅子”的理念重构大学文化。一把椅子是指,当某个空间内只有一把椅子的时候,校长不要坐,处长不要坐,学生不应坐,唯有教师可坐。这个理念的实质是把管理观念变为服务观念,把尊严还给教师,把权威还给教师。
  《大学》:您认为不应在大学里树立偏于行政的公共权威,那该如何理解大学里权威的存在呢?谁是大学里的权威?
  ●大学里的权威不是政治权威,而应该是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每一个学科里面高端访谈都可以出现权威。大学里面的权威是一个群体,任何一个权威都不会去服从另一个权威,更不可能集中在书记或校长身上。
  徐校长:政治的权威是政党,管理的权威是政府,企业的权威是资本,民主的权威是议会,大学的权威是既非政治的,也非管理的,也非资本的,而是学术的和道德的。与其他权威比,大学的权威应是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有时还是思想权威。在大学里,谁能发现真理,谁的创新能力最强,谁就应该是大学的权威。简言之,大学的权威应该是真理的权威,而真理恰恰只能是自由探索的过程或结果,而这正是大学精神的体现。
  大学不像政府,政府只有一个权威,当上级出现的时候,下级就要服从上级。而在大学里,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如果有200多个学科,那么每一个学科里面都可以出现权威。大学里面的权威是一个群体,他们拥有各自的权威,任何一个权威都不会去服从另一个权威。所以,大学里的权威不可能集中在书记或校长身上。为此,大师在大学里应该受到最高的尊敬,他的地位应该在校长之上。基于此,我认为学校在举行全校性集会的时候,礼序应该是先学术代表后权力代表。要知道,学术无上级,知识无领导。素王历来在权王之上。
  《大学》:校长在执行管理权的时候,如何平衡这么多的权威,而且同时还能维护大学的自由之精神?
  ●大学校长要守护大学精神,打破对教授的“管理观念”,树立对教授的“信任”和“服务”观念。对教授的信任体现为对大学教授的“不管”。
  徐校长:我认为,一个懂得大学规律的校长,他的首要责任是要坚定地守护住大学精神,做大学的“功狗”。这种守护必然要从他的管理权运行开始。那就是要打破对教授的“管理观念”,树立对教授的“信任”和“服务”观念。校长行政管理的出发点是要尊重学术和相信教授。当大学校长尊重学术,信任教授的时候,教授就获得了尊严感,各种权威就自然会趋于平衡。如果一个大学里面的制度环境中存在不信任教师的因素,校长以“管教授”姿态自居,那么必然形成对大学精神的污染。
  对教授的信任体现为对大学教授的“不管”上。山东大学有个做法,对经过学术委员会集体认可的一部分教授,实行一种不考核的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的二级教授则是三年“自考”一次,方式是自己述职。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萨默斯被迫辞职的重要原因是他不尊重教授,进而大家公认其有违大学精神,干涉了教授的学术权力,过度扩张了校长的管理权。作为有过政府部长经历的人,萨默斯公然去挑战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其在故意扩大权力评判。萨默斯认为大学养着那些没有创造力的教授,是对大学资源的一种浪费。这完全是经济学的观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一次违背了大学精神。
  《大学》:大学校长依据什么来相信教授并“养着”教授呢?
  ●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看上去是在“养着”一些教授,实际上是在守护自由、自主、自治的大学精神,维护教授群体的尊严。大学精神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养士”。
  徐校长: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看上去是在“养着”一些教授,实际上是在守护大学的一种精神。关键是看被“养”着的教授在做什么。纳什沉默了二十年,而成果一鸣惊人,这是校长信任教授和美式“养士”的著名案例。大学精神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养士”。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了解哈佛还有一项制度,就是大学的教授可以向哈佛借钱,借多少没有限度,而且可以不还。所以,哈佛的教授是具有很高的尊严感的,现在突然有一个校长用行政立场和经济学观点对教授横加指责,这既毁了哈佛三百五十年的传统,也侵害了教授群体的尊严,也就等于伤害了自由、自主、自治的大学精神。
  《大学》: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您认为大学教授应该怎样获得大学校长的信任?
  ●大学教授要拥有大爱大德的品行。教师这项职业必须以道德为前提,并且,师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学生的爱,第二个层次是对学术的爱,第三个层次是对真理的忠诚。
  徐校长:那就是大学教授拥有大爱大德的品行。大学之大,始于大爱。有大爱才有大德,有大德才能有大学问。集大爱、大德、大学问于一身的教授就是好教授,就是大师。这三者缺任何一个,都成不了大师。用中国的传统来解释,实际就是孔老夫子的“道德文章圣人家”。
  人类有三类职业是必须以道德为前提的,第一类就是教师,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触动别人的灵魂,教师的德行会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德行。第二类是医生,医生是触动人的尊严的人。第三类是法官,法官触动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这三类职业中,人们对教师的道德要求是最高的。与社会上的其他职业道德不同,师德的第一个层次是对学生的爱,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甚至超过母爱,更超过情爱。这个爱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从来不要求学生对自己有所回报,这是一种大爱。爱是教育的开始,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如果导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牟利的工具,那就是对教育的侮辱。师德的第二个层次表现为对学术的爱。当教师把学术当作自己的人格来对待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教授。师德的第三个层次是对真理的忠诚。罗素讲,忠诚是人的美德,最低层次的忠诚是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就是学术伙伴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再高一个境界的忠诚,就进入到团队了,好的教授一定会领导一个好的团队,大家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超越团队以后的再高一个层次的忠诚就是对职业所产生的忠诚。忠诚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一种信仰。教师的最高忠诚就是对学术、对真理的忠诚,即为真理而奋斗、献身。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种达到了信仰的境界,也是对大学精神的最深刻的解释。举个例子,我们山东大学曾经有一位物理学家,名叫束星北,他是中国的雷达之父,与爱因斯坦有过交锋,被称作中国的爱因斯坦。他被打成右派后,被安排去扫厕所,他认为扫厕所对他而言是那时最好的工作了,因为关上厕所门,可免受打扰地思考学术问题。作为一个教师,他以对学术的最高忠诚,追求着自己的信仰,追求着他所热爱的真理。
  《大学》:您认为,大学精神如何落实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中?
  ●建立大学制度,守护大学精神,要正确地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大学内部的管理关系。政府可以通过评估、拨款等方式监督大学,但政府的任务是给大学划“底线”而非划“顶线”。办学出资人的意志不应主宰大学意志。未来中国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重点是,在大学里面以院为单位和重心,不再是大学去办各个院,而是所有的院来共同办大学。
  徐校长: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就是大学精神的来源,为此要正确处理好三对关系。第一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大学从发展方向来看,一定会走向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不是大学为所欲为,不是大学不受约束。政府可以通过评估、拨款等方式监督大学,但是大学和政府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那么大学向谁负责呢?在走向法治的时候,大学向法律负责,政府和法律可以给大学划定红线。大学踩越红线,要承担法律后果。最严重的,甚至可以撤销和解散大学。我们现在对大学的管理,一定要把“底线”和“顶线”分开,政府的任务不是给大学划“顶线”,每天指挥你必须做什么,而是划“底线”,就是说,要告诉大学哪些是雷区,哪些事情不能做,这就要通过法律来实现。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大学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
  第二是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大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大学和出资者的关系。最近日本和韩国所推行的大学法人化改革,政府仍然是出资人,但是现在出资渠道多元了。过去都是政府单方出资,故大学必须服从政府。现在出资渠道多元以后,大学所获得的资金,应该认定为是法人财产,出资人的意志就不再决定大学的意志。美国的大学筹资也是多元的,特别是私立大学,那么多的企业和校友捐赠等社会资金进入大学后,就成为大学的财产,其支配使用由大学自主决定。出资人的意志不能主宰和决定大学的意志,出资人的某些符合大学精神的意志可以通过契约,通过和大学形成单独的协议来实现。
  第三就是大学内部的管理关系。内部管理关系的纵向涉及到大学和各个院,未来中国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重点是,在大学里面以院为单位和重心,不再是大学去办各个院,而是所有的院来共同办大学。如此一来,大学和各个院系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变大学成一种扁平关系。打个比方,大学校长是制片人,院长是导演,教授是主角,制片人对导演不是领导关系,导演与演员也不是领导关系,制片人出资,导演出思想,教授通过演技来实现导演意图并创造人物形象。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好,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大学内部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校长去领导院长,院长领导教授,教授领导副教授,副教授领导学生。这样的改革也是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着的一个考验。
  《大学》:守护精神、建立制度必然涉及到对权力的制衡。通常,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被认为是大学内部的权力架构,您认为呢?
  ●事实上,大学里有四类公共权力,即政治的公共权力、管理权、学术的公共权力和教职工的代表权,并且,它们之间不是上下关系,而是平行关系。四权和谐的大学,就是理解和守护住了大学精神的大学。
  徐校长:我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并不是这样的权力架构,而且在世界的大学里也不是这样的架构。事实上,大学里有四类公共权力,它们之间不是上下关系,而是平行关系。
  第一类权力是政治的公共权力,在大学的权力架构上,这实质上就是党委行使的决策权、决定权。在西方的大学管理体制里面就是董事会的权力,也是决策权。第二类权力叫做管理权,管理权由校长来行使,这一点外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实质是一样的。第三类权力是学术的公共权力,学术的公共权力是靠教授们来行使的,学术的公共权力就是学术判断。学术权的本质是判断权。第四类权力是教职工的代表权,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在西方的大学里由教师工会行使,它有两种行使方式,一是教代会代表在教代会上对校长的报告进行审议和监督,另一种是教代会代表行使提案权,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四种权力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党委或董事会的权力是决定权,我们在法律上叫做议决事的权力,“议”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这种权力要集体行使,且参与决策的人员发言平等,权利平等。校长的权力是管理式的权力,是对学校事务的处理权。学术的权力是判断权,它只判断不处理,它判断完之后,把判断的结果交给校长,校长根据大家的判断,然后做一个选择与处理。教代会的权力是监督权。在大学中这四类权力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平行关系,不是上下关系。我相信,这四权和谐的大学,就是理解和守护住了大学精神的大学。如果这四权的关系不和谐,有的强,有的弱或有的被替代,那么这所大学的大学精神就有可能被伤害和扭曲。
  《大学》:四种权力如何共同遵从“民主管理”的精神?
  ●四种权力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四种形态:制度式民主、方法式民主、判断式民主和监督式民主。
  徐校长:大学里的这四种权力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制度式民主,即党委领导所表现出来的民主集中制式的民主。其特点是集体领导、集体决定、平等表决,在这种民主里,不能一人拍板。第二种形态是方法式民主,即校长的民主管理。校长主持办公会议的时候也有民主,校长要充分听取每一位参加者的意见,然后就某一个所讨论的事件独立、自主、负责地做出一个决定,这种民主就变成了校长使用的方法,是方法意义上的民主。校长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独断专行,在听取了所有人的意见以后,才可以独立做一个判断。校长的这个判断可能和所有的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因此,科学决策,对校长来说就特别重要。不用民主的方法,很可能出现不科学的决策。
  第三种形态是判断式民主,即学术权力的民主。这种民主要防止在学术问题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例如,存在99个人和1个人的两种意见时,不能说99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意见,另外1个人的意见是错误的意见。而只能说,在这一问题上,共有两种意见,而这两种意见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创新问题上,往往少数人的意见更有意义,因为多数人会根据既有理论作判断,这时如果由多数决定少数,可能结果就会与真理擦肩而过。所以在学术民主问题上,不能由多数专政,而应充分尊重少数。
  第四种形态是监督式民主,即教代会权力的民主管理。它的本质是监督。校长要在教代会上做报告,教代会的代表要对这个报告进行审议和监督,提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意见。此外,教代会所有的代表都有提案权,有权对学校的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对学校现有的做法进行批评。教代会主要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表达全体教职工的权益。因此,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模式。
  《大学》:既然用于防止“多数暴力”的学术权力,并不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么,应该遵循什么来理解和运行判断式学术民主呢?
  ●判断式学术民主的实质是,虽然不同观点所拥有的人数不一样,但在学术判断上的价值是相等的。学术民主的价值,在于让人明白,真理和科学走的是从少数到多数的道路,这和政治民主正好相反。
  徐校长:通常,民主就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主有多种形式。科学绝不是靠多数人来决定的,恰恰相反,真理往往最先是由少数人或一个人发现的。当多数人还没有发现真理时,要靠少数人来说服多数人。什么叫做学术自由,或者什么叫做学术民主呢?应该这样理解,100个教授中,如果有99个教授的判断是一致的,而只有1位教授和这99位教授的判断不一致,那么,怎么对待99和1呢?学术判断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一问题上,共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什么,第二种观点是什么,不能用99个人的观点来否定另外1个人的观点。如果是80个人持一种观点,19个人持一种观点,还有1个人持一种观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存在三种观点,虽然三种观点所拥有的人数不一样,但在学术判断上的价值是相等的,并且,在终极价值上,很有可能出现多数人判断错误的现象。美国物理学家丁肇中说,在任何科学的发现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就叫做学术民主,这就叫做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价值,在于让人明白,真理和科学走的是从少数到多数的道路,这和政治民主正好相反。
  《大学》:教代会的监督权,是否多少有些流于形式了?
  ●这种说法不对。建立恰当的制度,要让教授和学生参与学校发展的监督过程,并且他们的意见和评议能被直接吸收到相关决定中。
  徐校长:这种说法不对。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校长时就创设了一项制度,就是要请教授和学生参加校长办公会。这一制度被带到山东大学,我们每次开校长办公会,一定请两位教代会的代表。每一项议题他们都要独立发表意见,校长办公会结束时,他们还要进行评议,他们的意见和评议会被直接吸收到相关决定中去。校长办公会涉及到学生事项时,要请学生代表参加,学生可以就他们关注的问题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后,学生也要进行评议。这种监督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年终会上,校长的报告要请教师讨论,讨论以后进行表决;而校长对于教代会的报告和提议也要逐项答复。
  《大学》: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大学最好地守住了大学精神,您觉得呢?
  ●美国的大学是比较好地体现了大学精神。多元化、竞争及现代大学制度,这三者的结合使得美国目前的大学走在了世界前列。
  徐校长:可以说,美国的大学是比较好地体现了大学精神。美国的大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办学的多元化,美国大学不是一种单一模式,所以不存在千校一面的问题,其创新性特别强。而中国的大学更像“俄罗斯套娃”,打开都是一个模样。第二大特点就是竞争,美国的大学之间存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但都是良性竞争,自由而有序。中国的高校之间有一定的竞争,但不是平等竞争而是不平等竞争。第三个就是保持了现代大学制度。我之所以这么推崇洪堡,因为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这些大学的校长在上个世纪30年代,都是毕业于洪堡的,他们把洪堡精神,也即以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带回到美国。多元化、竞争,再加上现代大学制度,这三者的结合使得美国目前的大学走在了世界前列。
  《大学》:您提出要把山东大学打造为中国模式的加州大学,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国外大学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中国不能复制国外,但可立足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特点参照国外。我希望美国式的奇迹能够在中国出现。
  徐校长:如果以省、州为单位计算的话,到目前为止,加州地区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仍然是体量最大的。硅谷,创造了纳斯达克,创造了比尔盖茨,创造了乔布斯,人类无数的奇迹都是在这里产生的,所以它现在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加州大学用了160年的时间建成了拥有12个校区的加州大学系统,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等,这几所大学共同支撑着加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
  中国能不能有这样的奇迹?我是希望美国式的奇迹能够在中国出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有26年的办校经验,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的分校,从一开始就是高水平办学,现在叫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目前山东大学已经初步建立起山东大学济南校区、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这样一个系统。若干年之后,可能还会有山东大学曲阜校区等。山东大学已经完全可以像加州大学那样,形成山东大学系统。今年3月17号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开工,我们在离开青岛半个多世纪后又恢复了在青岛办学。这个地方将成为中国蓝色硅谷的龙头,即以海洋经济为特色的海洋硅谷,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心。我们不复制国外,但却立足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特点参照国外。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是世界上崛起非常迅速的大学,为什么不参照它的发展模式?
  ●香港科技大学的三大发展背景在人类历史上不可重现,因此,香港科技大学不可复制,不可模仿。
  徐校长:我很欣赏香港科大,但香港科大是不可再造、不可模仿的。世界上只可能产生一个香港科大。这是因为香港科大的诞生具有不可复制的背景条件。
  第一,时代背景。港督在撤离香港之前,要把香港政府的财政变成一个空库财政,而当时钱只有一个合法的去向,就是投到教育中去。这样香港科大在创立之初就有了非常充足的财政资金,它可以用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待遇水准来聘请教授,这是它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第二,人才背景。这个背景在中国,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到香港科大来创业的这一批人拥有相同的出身背景,他们出生于中国大陆,在去台湾之前曾经在香港有过短暂的停留,中学都就读于台湾,后又都离开台湾到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那里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带头人,最后他们带着既不回台湾,也不回大陆的特殊情感和梦想来到了香港。第三,香港科大采用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其大学管理体制更趋于美式,而不像港大那样趋于英式,所以他们能够选择最好的教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竞争力。而香港大学采用的是牛津、剑桥的制度,用的是英式制度,相对有些保守。
  在这三个背景下,香港科大在很短的20年的时间里就创造了高等教育的奇迹,但这三个背景在人类历史上不可重现,因此这个奇迹在人类整个高等教育史上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次了。所以香港科大不可复制,不可模仿。
  《大学》:依据您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您认为,大学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中有所创新,办出特色?
  ●无论是校区,还是分校,还是大学系统,当用统一的办学理念和质量标准来办学的时候,大学精神就不会被冲淡,各校区同守一种传统和精神,各校区的质量也就会得到一体保障。
  徐校长:以山东大学为例,我们会通过创新办学模式,走出一条山东大学自己的路来。我们有16字山大系统办学方针,即“统分结合,优势互补,各具特色,一体发展”,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大学办学模式。
  “统分结合”中的“统”是统一办学理念,统一规划,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管理架构;“分”是分校区办学。“优势互补”,就是威海、济南、青岛等校区的优势相互为其它校区所用,济南是政治、文化中心,现距京、沪仅1-3小时路程,青岛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是亚洲最漂亮的城市,威海则是联合国确立的中国首个宜居城市,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到威海乘高铁也就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的教师可以七点钟在济南起床,九点钟在青岛上课,下午还可以到威海去上课。
  “各具特色”,山东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科大学,我们现在13个门类全部涵盖,在济南形成以医学、人文为主的特色,在青岛形成以新兴学科、海洋工程、理工类、技术类学科为主的特色,在威海形成以空间学科、海洋学科为主的特色。将来山东大学招的所有新生,入校以后,统一先到青岛校区接受通识教育,不分专业,实行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模式。通识教育结束以后,学生在进入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分学科学习,我们实行大的学科分类,愿意学理工的学生就留在青岛校区,愿意学人文和医学的就到济南校区,愿意学海洋和空间科学的就到威海校区。所以青岛将来是山东大学通识教育的基地。
  山东大学系统和加州大学系统不同,我们合起来才构成一所大学,所有校区都是山东大学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体发展”。我们在管理上会闯出一条新路,将来我们这个系统的管理体制也会非常有特色。无论是校区,还是分校,还是大学系统,当用统一的办学理念和质量标准来办学的时候,大学精神就不会被冲淡,各校区同守一种传统和精神,各校区的质量也就会得到一体保障。
  《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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