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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从直觉出发

2012-08-13 20:22:15作者:张中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41期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长久以来,“直觉”的名誉似乎并不佳——尤其是在中国式的语境里。一般而言,直觉被等同于自然、本能、生理主义,或者至少被认为是非理性主义的。当一个人被评论为直觉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是被人们否定和轻视的;而当一位作家被冠以“直觉”或“直觉主义”的称谓,也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将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甚至意味着他的写作生涯将以悲剧结束。所以,人们历来慎言直觉,乃至不再提起直觉。

  然而,中国古人的文论观向我们显示,直觉的体验是创造的根本。魏晋人物品藻倡导“体验式”批评,明代的李贽畅言“童心说”,清代的袁枚宣扬“性灵说”……而所有这些,其实都向我们表明:直觉不仅重要,而且对于创作者而言至关重要。直觉激发人的灵感、创造性,引发人的审美感知和想象。故而,离开了(艺术)直觉,一切文艺创造将会变得枯燥乏味,甚至是缘木求鱼。当年,诗人庞德路过地铁站,看见无数陌生而新鲜的面孔。于是,电光火石之间,他捕捉到了那一静寂的完美瞬间。他的直觉在一刹那成就了他的名句:“人群中这些脸的闪现/湿黑枝上的花瓣。”(庞德《地铁车站》)。同样,基于直觉,诗人叶芝晚年喜欢从拼词游戏中寻找灵感。他喜欢那些碎片在手底鲜活起来的感觉,喜欢那些记忆的踪迹在瞬间的抵达。于是,直觉成就了他的那部晦涩而美丽的名诗《幻象》。也正是因为这样,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是幻象或直觉。”而且,在克罗齐看来,反之亦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人们不再幻想、不再怀旧、不再相信非理性。不幸的是,直觉就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人们相信一切都是明晰、可操控、可技术化的。那么,作为神秘或自然化的直觉只能算作是低等的感受,它至多能为文学家、艺术家的浅吟低唱提供私人化的碎片踪迹。也就是说,人们坚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短暂而快适的片段,关注贴身而切己的利益,而不再想象直觉的无穷、神秘和美感。人们认为,作为无秩序可言的直觉既然并不能成为可操控的对象,那么它就是无价值的。所以,它就可以被略去或屏蔽。然而,作家余华却说,他喜欢那种“混乱”和“无序”——因为从中可以发现灵感,发现最初的情感和原生态的生活秘密。事实上,对于文学艺术创造而言,从无序到有序,或者从有序到无序,实际上都是可以互换的逻辑和思路。其中,(艺术)直觉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和秘密。于是,直觉就是道路。

  那么,抛弃对于直觉的庸常见解,我们就需要知道:何为真正的“直觉”?美学家朱光潜认为,所谓“直觉”,就是:“见到一个事物,心中领会那事物的形象或意象,不假思索,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这是知的最初阶段的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是一切知的基础。”不仅如此,直觉还是一切思维和精神的基础。克罗齐认为:“直觉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起点,它赋予无形式的物质、感受和情感以形式,使之由不可认识的东西上升到可认识的东西,由非人性的物质上升到人性的物质,即成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他将直觉变成一种原则之时,其实也陷入了一种困境。康德曾经有效地区分了人的知、情、意,也曾经试图加以贯通。但康德清楚地知道,直觉和想象不能涵盖一切,所以他强调理性的力量。然而,克罗齐却将直觉变成了根本。虽然不能说这是一种错误,但至少有以偏概全或故意扩大化之嫌。

  故而,我们认为,直觉并非唯一的真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绝不可更改的原则之原则。我们想要说的仅仅是:从直觉出发。这就意味着,文学需要抛弃“成见”、放弃“前见”,从最为直接、原初的生活本身来看待世界。我们既不能固守所谓“理论先行”的荒谬观念,也不能使得自己陷落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深渊里。因为,前者将使我们的文学单调乏味、面目可憎,而后者将会使其变得物欲横流、品质退化。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能否”直觉,而是“怎样”直觉。当我们真正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生活,明确地把握直觉的向度时,我们的文学(或艺术)就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未来。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直觉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立场、一种表现。但是,当克罗齐喊出“直觉即表现”的口号时,我们有多少人能从真正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呢?抛开克罗齐原初语境不谈,我们也应清楚看到:克罗齐的“直觉”,既是一种反抗“理性”的力量,也是一种对于“抒情”的宣扬。因为,对于克罗齐而言,维柯的“诗性思维”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和资源。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克罗齐的“直觉”也就是一种抒情和自由的象征。所以,在他的艺术和审美观念中,克罗齐坚定地认为,“艺术的直觉总是抒情的直觉:后者是前者的同义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或前者的定义”。这样,克罗齐就将文学艺术深深地与直觉牵连在一起,也将诗性、抒情、自由和思想深深加以贮藏。甚至可以说,反之亦然。如此一来,即便是从最浅层的意义上来看,当前我们的文学(或艺术)都与直觉无涉,或者说运用甚少。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努力改变传统的看法,需要重新审视直觉的意义和立场,从而,才能够将文学引领到本真性生活和真理的“发动”和“涌现”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发源之初就是直觉的——只是它被更多的东西所遮蔽和掩盖了。当然,从直觉出发,并不意味着是自然主义和本能主义。左拉这样做了,但他并没有陷落在无尽的本能之中;阿尔托、马拉美这样做了,但他们也没有被直觉毁灭。因为,直觉不仅标志着意识的觉醒、思维的创新,也意味着伦理的“直观”性和原发性。看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生死疲劳》,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无限的愉悦与快适——而事实上,他们都将直觉的感受深深积淀在语言的张力之中。所以,从直觉出发,将会引领文学回到创造本身、回到原初生活、回到本真性伦理境遇之中。基于直觉,海子在他的名作《天鹅》中唱响了人的飞翔与坠落;源于直觉,格尔奥格将他的神圣灌注于“语言破碎之处”。因此,直觉意味着创造,也意味着自由和本真性生活。那么,于文学而言,从直觉出发将是思想、语言、伦理的再创造,也是将其恢复本真面容的一次洗礼。

  所以,从直觉出发的文学,不仅关涉内容,也关涉形式——它不仅从思想伦理上变更传统理念,也从语言、句法等形式技巧方面给予启示。当年,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曾经以其卓越的形式和语言创新引来读者一片惊呼,也使得批评家们集体失语。同样,诗人阿波利奈尔对于诗歌形式的迷恋,诗人马拉美对于文学语言所实施的“不可能的可能性”,都将文学直觉提升到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样,柏格森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直觉活动,即不可预测的形式创造”。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既是直觉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未来所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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