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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我的农村研究之路

2012-02-08 18:35:02作者:贺雪峰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3期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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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我考上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生物专业时,心有不甘,因为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研究国家和世界大事,生物专业的教育目标却只是做一个好的中学生物老师。于是,我继续努力,误打误撞进入“三农”研究领域。

  读经典著作的作用很大

  1993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厚安教授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张厚安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和农村研究的开创者,他希望我参加到农村研究课题中去。我虽然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生活有一定了解,但觉得这种熟悉和学术研究并不相干。犹豫再三,我决定不参加课题研究,而是先读两年书再说。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图书馆里刻苦攻读,读了一百多本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所读书籍不算系统,但我按学科和专题分类进行了细读。现在,所读书籍的内容都已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的作用不大。阅读一定要静心、刻苦,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情都是读书的大敌。等指导研究生时,我也是如此要求学生并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两不要一要”,即“读研究生期间,不要参加课题,不要发表论文,要读书”;二是系统研读各学科经典著作;三是读书要一心一意,切不可分心。这三个原则成为我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法宝,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2004年,我和吴毅、董磊明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之后,中心研究生培养就采用了这一模式。  

  农村研究要依靠社会调研

  临近毕业,张厚安老师要求我的硕士论文选农村题材,我才开始关注农村研究,阅读农村研究论著并着手进行农村调研。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荆门市委党校工作,教学之余,读书、调查和写作,逐步进入农村研究这一领域。

  1990年代,村民自治这一创举引起了政治学学者的关注。当时很多学者到农村观察,发现要研究这一制度先要了解复杂的农村社会的逻辑。因此,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很快发生分化,一部分人继续研究村民自治的制度及其上升空间,一部分人开始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2000年前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很大,这个差异与农村社会内部的结构差异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

  因此,2000年以后,我主要关注“中国农村是什么”这一问题。理解中国农村,才能真正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我在全国20多个省区做过比较深入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1000天。调研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本来调研时关心的问题是A,结果发现还有比A更重要的B,再去调研B,却又发现了C,调研过程中意外不断。结果,调查时间越来越长,关心领域越来越广,计划中写总结性论文、代表性著作的时间越推越后。

  每次调研都会有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产生、新领域的进入,因此由A到B到C,一直到了Z。在Z之后,又会回到A,但这时回到的A,就与之前的A有了大不同,即这个A是有大量具体调研(B→Z)作为背景的A,是丰富、深刻的A。这样的调研,看起来是绕了大圈子,其实,只有经过A→Z的全面调研,才能积累起厚重的经验,才能让经验与理论进行强有力的对话。

  在此期间,我还找到一个发现新问题的好办法,就是“集体调查”:三五个人汇在一起,白天分开调查,晚上集中讨论,这样各人的调查就变成了学术研讨,不同视角的交流可给人极大的启发。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有很多“泊来品”的情况下,若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把握不足,中国经验就会变成西方理论的一个装饰品。

  我也将调研形成的心得用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自2003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起,我即要求我带的博士生必须进行大量调研。从2006年开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明确规定,在读博士生每年至少要有100天以上的驻村调研时间。读博士期间,一般可以有35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时间。这么长时间的驻村调查让学生们可以充分了解农村现状,在此基础上再从事学术研究,就可以在对经验的深刻把握中进行思考。  

  从理解农村入手理解中国

  有人说我是“朴素经验主义者”。这话不全错,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走向田野的阶段,中国引进的社会科学概念就无法着地。我是“经验主义者”,但不全是,因为我注重经验积累,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形成学术对话、批评、积累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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