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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移民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荒村”状况

2011-11-02 16:18:59作者:吴原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34期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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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1915年9月给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其实没什么人对汉学感兴趣。学生们只想学一些口语方面的东西,听一些泛泛而谈的讲座课,课上要尽量少出现中文表达方式。”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在赴美前曾对美国汉学有一个形象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而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他为某些美国汉学家缺乏应有的学术训练感到遗憾。他无奈地感叹道,“他们这里完全不了解真正的语文学方法,随意翻译汉文文献。你若给他们讲解,他们经常会问why,叫你无言作答”。然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却成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
  
  对于美国汉学发展演变史,学界多侧重从美国汉学的方法、范式、著名中国学家及基金会等方面进行探研。例如,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主要探讨的即是美国汉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并具体研究了美国汉学的形态转变和研究取向;张铠的《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和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主要评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和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这两种理论体系及其转变;资中筠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和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从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与美国汉学发展的关系这一视角剖析了美国汉学发展演变史;朱政惠的《史华慈年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则主要根据学术档案资料翔实再现了史华慈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龚咏梅的《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孔东焱的《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张施娟的《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等亦是对美国著名汉学家进行的个案研究,试图借此打开一扇透视美国汉学研究发展的窗口。
  
  当然,这些研究非常必要。但是,笔者以为要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美国汉学发展演变史就不能忽略外来知识移民对美国汉学的影响。纵观美国汉学发展史,我们无处不见外来知识移民的身影。20世纪初,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佛尔克(Alfred Forke)、卡鲁斯(Paul Carus)、夏德(Fridrich Hirth)等欧洲汉学家相继移居美国,他们将欧洲汉学的学术传统带入美国;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使许多犹太学者辗转来美,例如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梅谷(Franz.Michael)等人,他们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活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1879年浙江宁波人戈鲲化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以来,不断有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人学者留居美国从事汉学研究。例如,中国抗战及内战期间,赵元任、李方桂、萧公权、洪业、杨联升、邓嗣禹、刘子舰陈受頣、杨庆堃、许烺光、刘大中、周舜莘、何炳棣、袁同礼、钱存训等一批学者留居美国。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到美后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储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并开拓汉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美国汉学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扶翼之功。正如美国中国学家林德贝克(John M.H. Lindbeck)所说,“作为既接受过中国和西方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从事研究和教学经历的这一代华人学者,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和传统中国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作用,而且在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专业学术水平方面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王晴佳、陈兼、王笛、卢汉超、邵勤、李国庆、徐鸿等一大批华人学者留学美国并在美国高校任教。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徐鸿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到,“2004—2009年,有近250所美国大学或研究生院收到与中国相关的博士论文,数目达1336篇,其中华裔学者占到一大半以上。”可见,华裔学者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生力军。
  
  不同于德法等国,美国作为移民国家,非常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德国学者柯马丁(Martin Kern)研究发现,在1945年前的德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论文完全持漠视态度。因此,既使很有学术水准的中国留学生的汉学博士论文也未能出版。在审阅有关期刊时,有关评论或引用中国留学生汉学博士论文的文章也很难被找到。
  
  与之相对照的是,笔者根据袁同礼编撰的《中国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进行调查统计发现,在1905—1930年这25年间由中国留美学生所撰的汉学博士论文共98篇。在这98篇汉学博士论文中,有50多篇在完成之后即以期刊论文或专著形式在美国发表。可见当时美国对中国留美学生等域外学者所带来的关于中国的“奇异”知识及其提供的视角、方法、观点的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汉学界提出的东洋/中国之变、中国国家特色理论及内藤湖南唐宋转型理论所涉及的中国“近代的起点”等问题被到美访学的日本学者引入美国汉学界,并融入美国的汉学研究之中,成为讨论聚焦之处。赖德烈(Kenneth.S.Lattourette)在1955年远东学会年会上如是言道,“我们曾深深地依赖于那些外国学者,他们将欧洲关于远东研究的伟大学术传统带给我们;那些来自远东的学者则带给我们奇异的知识”。费正清亦曾如是感慨道,“我们在美国所从事的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依靠——其中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富有才干的学者,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
  
  当我们在致力于分析探讨美国汉学对世界其他国家汉学研究的影响之时,是否也应关注那些来自于曾是汉学研究重镇的德国、中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的知识移民对美国汉学发展的影响?正如柯马丁所说,“若不提及50年前所发生的这一幕(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就几乎不能阐释当前国际汉学研究的状况”。笔者以为,要理解美国汉学为什么能够由“荒村”发展为引领世界汉学的中心,就必须客观全面分析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的知识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华人学者对美国汉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这应该成为探讨美国汉学发展史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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