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专栏社科论坛

政治哲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涛慕思·博格:全球规则制定应当倾听穷人的声音

2011-08-01 21:53:52作者:李纯一来源:文汇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

  ◆认识到全球不平等已经超过性别、种族等等既往的任何一种不平等,博格将制度性的道德分析运用于国际秩序层面,以期推动全球正义理论的发展。他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全球层面的实践来努力促成一种全球正义观。他深信:“全球正义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本报记者李纯一
  
  “生活在最富裕国家里的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820年的3比1,1870年的7比1,1913年的11比1,提升到了1960年的30比1,1990年的60比1和1997年的74比1。”
  
  当涛慕思·博格(ThomasPogge)在他的“全球正义的优先性”一文中引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时,他坚信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国的制度和文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道德义务也并不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更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的错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以强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现行全球秩序,通过认可国际借贷特权和国际资源特权之类的国际惯例、建立各种跨国经济贸易组织,在不公平地惠及强势人群利益的同时,不公平地剥夺了弱势人群本应享有的摆脱贫困和发展的机会。“而我们绝不能允许让这种错误延续”。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说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这句话,深深影响了学生时代的博格。在他看来,康德是最早从世界主义角度理解法律和正义的人之一。
  
  博格的另一个精神导师是约翰·罗尔斯。作为罗尔斯的学生,博格写过两本关于导师的书:《实现罗尔斯》和《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在追随罗尔斯15年后,博格最终在理论上与自己的导师分道扬镳。在他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封闭社会”局限于主权国家,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封闭社会”却是全球社会。他要把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关切推及全世界。
  
  认识到全球不平等已经超过性别、种族等等既往的任何一种不平等,博格开始将制度性的道德分析运用于国际秩序层面,以期推动全球正义理论的发展。作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博格不希望好的理念仅仅成为哲学博物馆里好看的陈列品,他不遗余力地通过全球层面的实践来努力促成一种全球正义观。他提出对资源消费者进行收费的全球资源红利(GRD)的构想,与同道们成立非政府组织全球健康推进计划(IGH),推动各国政府和基金会参与健康影响力基金(HIF),从制度层面改进不平等的资源与医疗分配体系,减少本可避免的贫困、疾病和死亡。他深信:“全球正义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
  
  博格1953年生于德国汉堡,198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3年至2008年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2008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哲学和国际事务雷特纳讲座教授。此外,他还担任挪威奥斯陆大学自然心灵研究中心主任,并于1996年当选为挪威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有《实现罗尔斯》《世界贫困与人权》《日常政治:在亲近穷人的言辞背后》等,现已译成中文的有《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和《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
  
  不久前,在来沪上高校做系列学术讲演之际,博格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们需要更能被广泛接受的全球共识
  
  文汇报:我们知道,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以主权国家为模型的封闭社会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在当下,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具有这种封闭性。所以,您提出要将正义扩展到主权国家之外,发展出一种全球正义。但是,与全球化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倾向,人们甚至在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爱和友谊等等基本观念上都发生着冲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有共识可言呢?
  
  博格:确实,地域化和全球化进程融合在一起,并且相互强化。全球化会使民族国家失去部分权力。以欧盟为例,欧盟成员国拥有哪一部分领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比利时也有可能分成两个国家,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碍,它们仍然都是欧盟成员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因此发生显著改变。国家之间也变得更宽容,不再为更多的地方自主权而竞争。
  
  罗尔斯的理论建立在为人们所广泛信仰的正义的道德机制之上。但这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普适的那种道德机制和信仰,而或多或少是美国人的信仰。如果我们整个世界都按照美国的形象来塑造,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追随罗尔斯而反对罗尔斯,将他对制度的思考运用到超越民族国家、也即整个世界的制度设计层面。
  
  就全球正义以及对全球机制的评估而言,我们需要更狭义、内涵更少、以便能被更广泛接受的共识。这有点像两个圆的重叠部分,全球共识的重叠部分总是要比美国人的重叠共识小得多。因此,可以在全球层面使用的概念,譬如说人权,可以有更为狭小的意义,即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卫生设施,能用上清洁的水等等。现在人类已足够富有,完全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就此达成共识,认同这些东西最重要、具有优先性。我们必须以此方式来设计全球规则,包括WTO,因为正是这些全球层面的建制最大程度地支持了人类基本需求的实现。
  
  文汇报:为什么罗尔斯不愿意将他的理论运用到全球层面?
  
  博格:同许多美国人一样,罗尔斯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信仰自己的国家,认为自己的国家总能改正错误,变得越来越好。他担心其他国家和文化并不像美国那样真正致力于正义。
  
  罗尔斯认为,在一国国内,应当遵循差别原则——即我们应当安排经济机制,让境遇最差的人们尽可能获得好的待遇,力图消除不平等;但就全球层面而言,只需要讨论正义的外交政策、援助穷人、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最低水平以上就可以了。他认为全球机制对世界事务没有什么影响。他是2002年去世的,那时WTO还是新鲜事物。他认为影响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全球层面或超国家的因素,而是一国的国内因素,如一国的文化、一国国民是否勤奋努力、一国的人口和妇女政策等等。他说只需要克服地域的、国内的障碍,不用关注国际秩序,每个国家都可以富裕起来。
  
  文汇报: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您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会对世界主义形成挑战吗?
  
  博格:会带来挑战。但两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在设计超国家机制的时候,必须是世界主义者。如果你是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要参与协商世界贸易秩序的设计,那么,政府应该告诉你,你到那里要摘下中国帽子,戴上世界帽子——你是要为世界、为所有人做出最好的设计。这与爱国主义是并行不悖的。你有时候代表你的家庭,有时候代表你的城市、国家,带上不同的帽子。
  
  但是现在,情形并非如此。任何政府派遣代表去讨论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时候,都期望他只代表本国利益。这就是问题所在。穷人没有得力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没有被听到,导致不平等的状况仍然在加剧。
  
  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一种全球机制。现在,已经有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样,思考如何摆脱贫困,就不会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我们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必须忘掉自己是从哪一国来的。
  
  非正义的国际秩序会伤害到国内正义
  
  文汇报:您也引述过康德的论点:只要全球正义没有实现,任何国家的国内正义都不会稳固。但是,当今国际社会,“强权即真理”的逻辑依然经常起着作用。强权者依然凭借其优势地位在制定着有利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的游戏规则。面对现实,我们又如何能发展出有利于促成全球正义的公共理性呢?
  
  博格:康德的论点来自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我想,康德的观察非常准确。全球层面的非正义对国内正义而言是非常大的腐蚀力量,这种腐蚀显然正在发生。
  
  一方面,如果整个国际环境认同“强权即真理”,那么,每个国家都会感到自己必须越强大越好。比方说,我们给穷人钱来消除贫困,但前提却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必须更强大。退休的人辛勤工作多年,现在却所得甚少,我们理应为他们过去的辛勤工作、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给一些钱,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会使国家更强大,因为老人们不能再做出更多贡献了,给他们更多的钱等于是在与别国竞争中浪费资源。如此对待老人显然是不正义的,但是我们就在这样做。这就是“强权即真理”的国际环境可能伤害到国内正义的例子。
  
  另一方面,弱国总是发现本国国内的建制会被外国人破坏。弱国和穷国的政府当然也希望服务于本国人民,但是,国外力量,比如一些大公司,甚至要比本国人民更能左右你。政府因此很容易腐败。这也是非正义的国际秩序导致国内非正义的案例。
  
  文汇报:那么,如何实现跨越,从“强权即真理”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博格:一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往往会看别国是怎么制订的。所以,当一个国家同追求强权、大量动用军事力量的国家相竞争时,它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自己也必须变得非常强大。现在的氛围就是,许多国家都极大地依赖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妨碍了世界向非军事化方向发展。
  
  从深层来分析,这涉及到国际秩序。概而言之,每个国家有三种方式来影响世界,即军事的、经济的以及道义的。挪威有很好的名声,就会有世界影响力,许多人会视他们为同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占据世界的60%,经济力量也很大,但道义力量很小。美国出于自利,在战略上很希望世界陷入危机,这样军队和武器就重要了。我们所期盼的转变是军事力量成为历史,让强国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名声也越来越坏。这个转变很难,因为制造危机总比预防容易。
  
  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避免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不平衡。我们希望美国逐步减少军备。很难说服,但可以强制他们这么做。因为经济实力不足是很难支持军备的。
  
  文汇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政界和学界都在呼吁改变国际金融秩序。从纾解贫困的角度看,您对改革全球金融秩序有什么建议?
  
  博格:虽然金融危机和贫困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的路径。这种共同路径就在于,最强的经济体如大银行、大公司,对全球规则的塑造施加了过多影响。全球规则由政府尤其是强国政府制定,在协商国际协定时,都是关着门进行的,没有透明度,也不负责任,大公司、大银行可以为所欲为对政府施加影响。这样,他们就基本上是在为自己制定规则,也就毫无约束可言。而且,大公司的CEO们更倾向于冒险,因为冒险成功能赚大钱,失败了也不过是最差的CEO,但还是CEO。因此,实际上不是大公司、而是大公司的高管在为自己制定规则,影响政客。
  
  这显然不公平。规则由居高位者制定,越富有的人越能获得世界上的公共品,越穷的人所得越少。我们看到,国际规则对知识产权大加保护,但是,国际规则却不关注劳工标准,导致穷国竞相提供受剥削的劳动力。实际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减弱,对劳工标准的保护应该加强,这样,每个工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可支配自由时间与体面的薪水,无过劳工作之忧,有最基本的尊严。我们应该有一个底线。
  
  为此,规则制定的方式有待民主化,穷人的声音应该被倾听,至少,人们应该讨论规则制定的不同方式是怎样影响到穷人命运的。
  
  健康影响力基金是一个对道德加以聪明使用的体制
  
  文汇报:您近年来构想并大力推行的健康影响力基金(HIF),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专利申请人提供一种新的收益回报机制。如果政府采纳HIF的提议,就可省下医疗保障和对外援助的钱,药企也可从中获利。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聪明的体制。
  
  博格:我想,这是一个对道德加以聪明使用的体制。用柔道的原理来解释,就是以弱制强。一个大个子冲过来,你抓住他的手把他推向另一个方向,他倒下了,他是被自身力量所打败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道义很重要,但是力量太小,只有吸纳其他强力,才能扭转方向。
  
  HIF不是为了帮助药企,而是为了帮助穷人。我用这一想法吸引药企,告诉他们我有办法让他们更受欢迎,还能赚到更多的钱,并且原有的专利体制不会取消。这很重要,因为理念不仅仅要好,更要可行。
  
  文汇报:在一些医药体制本身就不完善的国家,会否因为你们发放的药品价格低、易于获得,在流通过程中出现滥用、误用的情况?
  
  博格:不会。目前的医药体制恰恰是药物滥用的体制,药企想尽办法把药卖给每个人。比如利复星这种抗生素,你说要买这种药,没人会问你要它干什么。结果,利复星在东南亚被滥用,东南亚的虫子、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
  
  HIF则是非常不同的系统。药企自愿在HIF体制下注册新药,并以成本价销售,他们得想办法把药品卖给真正能受益的人,具有良好影响力的药品会从基金里获得巨大回报。每种药品的健康影响力将由HIF每年调查评估得出。因此,药企就有强烈的动机去瞄准真正的目标群体,并且要求他们正确服用。
  
  文汇报:您一直在说服政府及一些机构去这么做,那么,个人在消除贫困、促进医疗资源平等分配过程中能做些什么?
  
  博格: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去保护穷人。政治机会因人而异,很多人很难做出政治行动。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很多人现在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世界上一个令人惊讶的现实就是,越是穷困的人越愿意帮助其他穷人,他们所投入的时间和收入的百分比,要比富人大得多。当然,也有比尔·盖茨这样的例外。在我看来,越富有的人越应该做更多的事,也更应该从政治行动上来改善现状,因为他们往往占据着更有利的政治地位。
  
  正义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石
  
  文汇报:在讨论了很多理念之后,再来为我们讲讲您的个人经历吧。您是因为什么从德国来到美国的?
  
  博格:我在德国汉堡大学主修社会学,读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理论,也思考正义问题。我也修了相关领域的课程,如经济学、心理学。
  
  为什么会去美国呢?我对哲学很感兴趣,而且那时恰好有一个作一年海外交流学生的机会。1977年我来到哈佛,那时的哈佛哲学系非常好,有尼尔森·古德曼、罗尔斯、普特南、蒯因、诺齐克等名教授。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作哲学系的研究生,我日夜无休地修了6门课。
  
  美国还有一点吸引我。美国在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后来参与重建德国,使之成为民主体面的国家。但美国对我来说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我是经历过越南战争的一代,越战却是一场非常不正义的战争,美国最后被国际舆论而不是军事打败了。因此我去美国,还想从内部去理解美国的政策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做一个局内人,也许有一天可以影响美国人的思考方式,我是指道德方面。我现在确实这么做了。我的书就是特别写给美国人看的。
  
  文汇报:近日挪威发生了极右翼射杀参加工党青年团夏令营青少年的惨案。挪威工党一直拥护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一般来说,移民和多元文化问题往往会成为经济不佳的出气口,但是,挪威拥有超额财富和完善的社会福利,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引人瞩目,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冲突?
  
  博格:整个案件是个心智不正常的人干的,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有。这显然不能代表挪威的任何文化和思想。过去20年来,我去过挪威很多次,我在那儿还有经常性的教职和研究工作,指导了十几篇博士论文。相对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挪威社会中的这个少数群体更小,且相比之下他们也更宽容、更平和。
  
  我非常认同文化多元主义,当然,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元。我很乐见一个多元的世界,其中包含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也包含了文化上并不那么多元的社会。当然,我还是希望在文化并不那么多元的社会里,外国人依然受到欢迎,而不是种族主义者大行其道。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有时更能避免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因为他们自远于文化多元主义,或者非常缓慢地拥护文化多元主义,而不是急匆匆地迈向文化多元。确实,有些欧洲国家冲得太快了,有些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国外技术工人。这在德国、丹麦、瑞士、奥地利、荷兰等国引发了右翼运动的一些恶劣反应。但是我没有在挪威看到这个问题。这个杀手确实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排外情绪表示同情,但是他在挪威绝对是个案,是边缘,不会有任何同情者或支持者。
  
  文汇报: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格言”,比如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的“自由、公正、团结”等等,这许多价值让您排序的话,您会把什么排在前面?
  
  博格:我会把正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重要价值,皆导源于正义。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人们有表达观点的自由、选择职业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流动和婚姻的自由,同时能够摆脱暴力、恐惧与贫困。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冲突各方可以平等地表达和论证各自的主张,公正的法律程序可以使纷争得到和平解决。一个公正的社会是法律当道、无所偏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有所保障,经济上的不平等十分微小,权力不会在私人生活领域被滥用;在这样的社会,每个公民都会为法律和治理的正义有所担当,并且会奋起保护弱者。诚然,在正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价值,比如博爱;尽管如此,正义仍然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石。

查看评论

已有0位网友发表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