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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让我们彼此相顾” 让我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

2011-04-19 22:31:10作者:胡泳来源: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社会存在低回应倾向

  由于Web 2.0表达手段的兴起,网络上逐渐出现一种“围观改变中国”的声音。比如,《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在2010年1月13日发表题为《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论述网民的围观具有强大的力量。狂飞10月17日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引用百度百科解释“围观”:“当不明真相的群众久不愿散去时,会招致更多的围观者。被围观者的一言一行都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想要逃走却难以突破层层包围。愤怒而克制的围观者,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从未停止寻找下一个围观对象,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地改变着中国。”《新周刊》在11月出版的第335期杂志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究竟发生了一种怎样的过程,使得这个词在当下被赋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说到旁观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一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身处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1964年3月13日,28岁的凯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门口时,被一个男人攻击并捅死。从上午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听到她呼喊的的十数人中没有一位报警。这起谋杀是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当年3月27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38位谋杀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报道,称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受害者被残害的时间里,38位令人尊敬、遵纪守法的纽约市民,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其中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向记者解释其行为时说:“我不想搅入这件事中。”(后来的一些调查表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诸多失实的地方,比如目击者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过程。)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曾试图就此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实验,他们发现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让一个学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癫痫病发作。当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听到声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会冲进这位学生的房间提供帮助。但是,当实验对象觉得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了声音时,他们去帮助这名学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有人独自看到黑烟从门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报警,但如果他与一群人在一起时,去报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旁观者效应的存在,表明集体冷漠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是慢慢就会过去一样。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积极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权利的受损。
  
  这不由得我们联想到广为流传的德国路德派牧师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尼莫勒牧师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没有什么比约翰·多恩的著名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更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
  
  围观一词曾经有着诸多的贬义色彩。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
  
  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
  
  正是这种“网聚”的力量造就了“围观政治”。与心理学实验的个案取向不同,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条件有关。无动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价值与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麻木无情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围观政治”是目前中国独有的政治景观,如《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日社论《网络围观中有升级公众参与的机会》所说:“空有雪亮的眼睛,而没有畅快的言说,乃至决议的行动,只能令参与变成静默的大多数。”
  
  缘此,网络围观虽然来自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但它也仅能称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因为它距离共识之上的决策与行动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低估网络围观的意义,因为它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围观,而是如熊平所说:第一,它与单纯的看客心理不同,表达一种“我在”的立场;第二,它与事不关己不同,表达一种“我知”的诉求;第三,它与暴力革命不同,表达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而且,网络围观的深层意义不仅意味着以上的这些表达,还意味着让人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它是见证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彼此相顾的力量——在汉语中,“让我们彼此看见”就可以表达为:“让我们彼此相顾”。
  
  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 这是个人的两种基本需求,也是微博所以风行世界、并将改变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微博在中国有什么意义?它是公民新闻的聚集地,有了微博,任何地方的新闻都变成全国的新闻;它是公共话语的策源地,有了微博,中国破天荒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的公共领域;它也是公民行动的产生地,有了微博,公民得以团结起来,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纵观一年多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而且这些信息分享工具和渠道带来的将是更加微妙的社会进步。渐进政治的主张者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其实,这也说的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我把这叫做社会变革的“微动力”。
  
  碎片化的复杂沟通网络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沈   逸
  
  2011年的日本地震以及伴生而来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不仅是一次巨大的公共灾害,而且还成为了挑战各国政府网络时代治理能力的突发事件。一个以多种媒体并存、个体能力差异扩大和碎片化信息传递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沟通网络,正在展现出自己所具有的巨大动员能力,以及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化解由该网络带来的冲击,调整原有的治理结构与方式,将成为未来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
  
  “含碘盐”昭示三大鸿沟
  
  3月14日开始,借助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两则特殊的谣言迅速地席卷了亚洲主要国家,并辐射至全球:一则谣言宣称日本的核电站辐射泄漏已经“失控”,将在很短时间内抵达菲律宾等地,“建议”做好防辐射准备;另一则谣言宣称食用“含碘盐”能够起到预防辐射的效果。传播的结果,除了形成难以名状的恐慌性气氛,便是引发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集中购买食盐;引发了欧美国家民众抢购“碘片”乃至含碘的营养品。
  
  集中购买甚至是“抢购”,从学理的角度看,是典型的由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行为,一如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基于个体理性的计算,“抢购”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辐射来了,有东西可以预防;万一不来,损失也不大。如果考虑到此前在SARS期间曾经出现过的类似风潮,可以发现人们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诸多谣言时,进行的是多次重复的一次性博弈。传递速度、鉴别与沟通能力以及行动能力三条鸿沟的出现,推动了事态的发展。
  
  传递速度的鸿沟  便捷而近似随处不在的互联网终端与以碎片化、个性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相结合,如微博,极大地降低了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成本,同时相应提高了识别和验证信息的难度。传播上述看似有理的假消息,只需要轻轻点击一下转发按钮;要验证这些消息的真伪,则需要综合使用搜索引擎,并调动个人的知识储备,两者所耗费的时间差距显著;同时,在核泄漏危机客观存在的大背景下,提供否定性的消息需要更大的说服力,这意味着更长的篇幅、更多的说明以及更多的时间。由此导致了第一条鸿沟的出现:真假消息传递速度与吸引力的鸿沟。假消息传递得更快,更迅速,吸引力更大。
  
  信息鉴别能力与沟通的鸿沟  以中国大陆集中购买碘盐为例,能够按照谣言的指示采取“行动”,即前往商店实施购买的主力,是数量庞大但鉴别能力相对薄弱的中老年全体。他们能够接触所有类型的媒体,但这种接触并不持久,而且容易被极度吸引眼球的标题所影响,进而采取行动。而更加重要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依据笔者对朋友、同事以及网友的不完全调查,当大量的网民热衷于在网络就信息的真假进行辩论时,鲜有记得拿起电话告知自己的父母或家人不要轻信谣言的,倒是有不断接到家人“善意”提醒去买盐防辐射的。不同人群的信息鉴别能力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不同人群之间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联系与虚拟世界中的信息联系出现了裂缝乃至鸿沟,这是一件令人唏嘘不已并值得引发深思的事情。
  
  组织策划行动能力的鸿沟  依据传统媒体的调查显示,此次中国大陆的集中购买食盐事件背后,隐约可见少数游资进行金融炒作的身影:借助信息传递,甚至是在现实世界中雇佣个人进行大批量抢购,人为制造热点,哄抬特定板块产业的金融产品价格进行短线或者说超短线的炒作,将人们对于公共危机的恐惧转化为投机活动的利润来源。在此过程中,匿名而具有强大信息转发与穿透能力的信息空间,提供了放大小群体能量,扩大公众恐惧的放大器。
  
  需要系统而全面地创新和变革
  
  如何应对复杂网络带来的冲击,本质上就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虽然与传统的危机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新媒体的出现对敏感性和完善性提出了更大的需求:
  
  敏感性集中表现为作出反应的时间快慢,亦即响应速度。BBC官方网站在3月15日11时09分对假消息进行了辟谣,大体是在谣言出现之后的12-24小时;中国大陆地区则是在3月15日由果壳网首先进行辟谣,随后相关媒体进行了跟进。用传统的速度来衡量,已经不算很慢,但在信息时代,12-24小时的时间差,已经导致了相当大范围的传播,同时更加致命的是,因为谣言比较符合普通人对于核辐射的恐惧,以及“做好最坏打算”的策略,辟谣信息的传播速度、范围、穿透力和说服力,均出现了比较大的折扣。
  
  完善性则集中表现为信息传递的方式。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例,第一时间被选择的辟谣信息传递工具,包括了电视、电台广播、报纸、网站、论坛以及微博,但恰恰遗漏了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形成先入为主印象的个体,甚至会用手机短信作为依据,拒绝相信其他途径的辟谣信息。
  
  新媒体以及全球信息空间的信息传播能力,在此次日本地震以及核电站危机中比较完整的展现了其在信息传递和组织动员方面的巨大能量,也凸显了传统治理结构和策略的脆弱与不足。信息化的步伐是无法逆转的,已经形成的全球信息空间也是无法再被封闭、分割和切断的,即使技术上可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也会使其变得不堪重负。因噎废食的行径自然是愚蠢的,如何从消弭三条鸿沟入手,建立和健全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协调各方行动,确立信息传递的国际规范,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提高应对危机冲击的快速反应能力,将在未来成为考验各国政府执政能力,追问媒体社会责任感乃至检验每个网民社会公民意识的严肃课题。系统而全面地创新和变革,将可能是唯一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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