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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一种新的解释

2011-01-12 22:26:30作者:戴维·J.贝利来源:《国外理论动态》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何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改造成“新”(或“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往往要么关注物质进程,例如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扩张和自由化以及产业工人阶级在当代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分裂和/或消蚀,要么关注围绕新自由主义规范的观念趋同。然而,这些环境变化本身并不能解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型的决定。事实上,尽管“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近几十年来遇到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这些障碍本身并不能解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放弃。换句话说,在为实现政治和政策目标而试图克服所面临的物质和/ 或观念多样性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何不重新信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有许多称谓——包括“修正主义”、“传统主义”、“古典”和“经典”,但是,各种文献均一致认为,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党国际的成员采取一种宽泛的意识形态立场,就是这里所说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通过选举进行执政,追求渐进的改革计划,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凯恩斯式(完全就业的)需求管理和面对选民的资源再分配,尤其是通过福利国家和进步的财政政策来实施的资源再分配。凡是声称围绕着选民利益却试图超越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提出了这些目标。
  
  相比之下,“新”的或“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批评,包括平衡预算的必要性、对低通胀的关注、降低收入转移的水平、经济干预仅限于经济的供应面以及“集体供应和官僚惰性之间的联系”。对经济的政治干预集中于那些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那些专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公共服务。经济政策应该确保提供一支熟练和灵活的劳动力大军,以便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实现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总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向“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变,就是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不再试图缓和个人所经历的经济必然性,不再关注面向工人阶级的资源再分配。就其本身而言,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放弃它们的历史追求,即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此外,尽管各国转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程度和形式各有不同,但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仍然能够看到一种走向 “新”社会民主主义的明显趋势。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两种分析方法
  
  目前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向“新”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分析可以归为两种宽泛的方法。第一种是唯物主义方法,将转型视作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结果。从这种视角来看,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技术的转变、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化、有组织的体力工人阶级的减少以及当代组织活动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均降低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存能力和吸引力。这一进程改变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机会结构,结果是这些政党的政策选项范围发生了变化。这些新的可行政策选项范围包括培训和教育、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为了提高福利国家活力而实施的效率导向的市场改革。
  
  第二种是“观念”分析的方法,这种观念分析方法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观念分析阵营的学者们声称,由于政治机会结构本身部分地由政治共同体成员所持有的观念定义,因此,它们始终是可争论的和可变的。照此看来,恰恰是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经济的制约因素冲击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样一个认识决定了政治可行性。事实上,那些意识形态上侵蚀“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行动者夸大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约束。根据这种观念分析模式,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把盛行的“别无选择的逻辑”内在化了,而“别无选择的逻辑”则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政治纲领。这种观念分析方法正确地指出了在解释向“新”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时纳入观念的必要性,但是,它仍然无法解释为何“新”社会民主主义会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共识作出反应。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认为,那些管理资本主义因而与之共存的尝试是一种巩固资本主义剥削的行为。于是,社会民主主义战略依赖的是“国家而不是工人创造的结果”。因此,在寻求与资本主义的共处时,“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未能发展工人阶级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革命潜能。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容易出现周期性的危机,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管理就需要努力解决这些危机。这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关系的扩张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由于这样一些扩张增加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危机的程度减弱了。此外,这样一种扩张试图把社会生活以前未商品化的领域商品化。因此,那些管理资本主义关系的尝试经受着周期性的压力,即推动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或再商品化。
  
  于是,这种商品化的压力威胁到那些目前已经对社会产生去商品化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就。然而,这样一些压力不可能必然侵蚀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因此,面对再商品化的压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否能够或将会充当有效的抵抗工具?尽管现实经验可能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仅凭演绎方法是不够的。
  
  对代表的批判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定义性要素之一是它们试图代表一个“扩大的工人阶级同盟”, 这意味着将工人阶级作为核心选民,但是将之扩展至中产阶级的“激进—自由派”成员。在对这种代表功能的概念分析中,我们可以转向政治理论中强调代表强制性质的反代表理论。两位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以及吉勒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就存在这样的观点。
  
  巴枯宁声称,代表的政治关系不可避免地赋予一个行为集团(代表精英)以权力,剥夺另一个集团的权力(被代表者)。因而,代表过程是一种压迫和强制的行为。德勒兹接受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代表试图在被代表者和代表之间强加一种相同性或同一性,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差异。就其本身而言,代表是一个“先验幻象的场所”,寻求差异性对相似性的服从。因而,由于代表否定了差异,后结构主义者还认为它具有终极的压迫性。按照这种解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角色是政党精英试图压迫和遏制扩大的工人阶级联盟的要求,以便这些要求能够被“代表”。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群关系
  
  政党精英不仅试图成功地遏制其工人阶级选民的去商品化要求,而且又试图管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这样一种政党精英的角度出发,就能够对那些构成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群关系进行概念分析。因此,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群关系的核心上,如下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1)选民的去商品化要求;(2)政党精英对这些要求的遏制能力;(3)去商品化要求及其部分实现与资本—劳动关系的必然扩张之间的相容程度。这些紧张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进程。“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初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在此期间,随着去商品化的要求得到部分的实现和遏制,对工人阶级选民要求的代表/压制变得相对直接。然而,资本主义危机带来了劳动进一步商品化的压力,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遏制其 “扩大”的工人阶级选民的要求的能力,因而刺激他们试图压制那些要求。此外,那些试图抵制这一进程的选民面临着三种选择:退出、默许和政党的失败,因此,那些选择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大概会选择默许而不是政党的失败。但是,那些更坚定信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民可能会发动更为强烈的反对,因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期就会延长。但是,这些政党最终仍然会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
  
  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案研究
  
  现在开始分析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近期的发展历史,以便评估批判关系理论(critical relational account)的解释能力,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提供一种比现有文献更为合理的解释。为了有助于比较,表1列出了唯物主义解释、观念分析解释和批判关系解释的不同主张。所选择的个案运用了最为不同的制度设计,对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和合作市场经济体中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比较,前者经历了相对快速、广泛和彻底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转型(英国工党),而后者则只是缓慢地和不彻底地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议程(德国社会民主党)。
  
  1.德国社会民主党
  
  (1)最初的动因
  
  有三件不同的事件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1982年开始沦为反对党;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8—2003年执政期间持续存在、居高不下的失业。
  
  第一,1982—1998年社民党处于在野党的位置上,是由自由民主党(FDP)退出1969年成立的两党执政联盟而造成的。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认为,社民党的领导人受到党内反对派的过多掣肘,因而要削减必要的政府开支。
  
  表1: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转型的各种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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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改革动因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社民党仍然是在野党。德国的统一造成工资水平急剧增长,结果较不发达的前东德地区失去许多就业岗位,整个德国的失业率陡然上升,政府债务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司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从而造成了经济的停滞性增长。这些经济问题最终促使社民党选择亲商业的施罗德作为1998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
  
  第三个改革动因是在2002年社民党—绿党联盟以微弱优势再次当选后的改革压力。从 1990年到2000年,德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低于除日本外的所有主要竞争对手,而且它的出口增长率也低于四个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结果,德国的劳动市场管制制度和福利制度(二者均代表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成就)都被视为造成经济僵化和低增长的主要因素。2002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至0.06%,失业人数仍高于政府制定的350万人的目标。这促使社民党从2003年开始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包括提出“2010年议程” 改革。
  
  通过对表1中三种解释的比较,只有批判关系方法为这些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初步骤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因此,正是1982年社民党领导层不能实现选民的要求,正是这种压力削弱了那些恢复国家经济增长的努力,才最终造成政策的失效和联合政府的垮台。同样地,正是社民党领导层不能消除党内对党纲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反对,加之经济的停滞,才部分地解释了社民党为何在1982-1998年间无法赢得大选。最后,正是21世纪初期持续的经济困境,才促使施罗德等领导层2003年以来更积极地努力走向“新”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尽管唯物主义方法正确地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向后福特主义选民提出可行的经济纲领时所面临的明显困难,但是它无法解释与克服这些困难相关的代表问题。同样地,尽管观念分析的解释正确地指出了社民党鼓励其选民接受向“新”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必要性(和愿望)的努力,但它未能确定那些影响政党精英接受这些目标的现实因素。
  
  (2)转型
  
  在1982年下台后不久,社民党精英努力获得选民对其现代化政策的支持。这造成了政党精英与选民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例如,1989年,社民党起草了一份新的《基本纲领》,在起草期间,修正主义者试图承诺一种更为灵活的工作安排,但由于党内工团主义者的反对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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