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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问题研究

 
项目信息
对应的项目名称: 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问题研究
学科: 管理学
项目类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负责人:曹乾
项目依托高校:东南大学
成果信息
成果名称: 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问题研究
作者(含主要成员):曹乾 张晓 杜雯雯 王健 邱芬

  最终成果摘要报告

  研究成果的基本内容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居民生活的首要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引入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保险的本质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的风险,减轻被保险人的财务负担。
  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引入有可能加剧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参保患者患病时将有消费比最优数量更多医疗服务的刺激,他们不必为所使用的医疗服务支付全部的边际成本(这在健康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之为道德风险问题,例如Arrow 1963, Feldstein 1973);另外一方面由于医疗消费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医生比患者更加了解医疗信息),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患者医疗消费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无保险的状态成为医生判断患者支付能力的一个信号,这有可能加剧医生诱导需求的行为。
  为了解决医生诱导需求的问题,社会医疗保险在设计和实践中通常通过改变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结算方法来加强供方费用的控制;为了解决患者道德风险的问题,在对参保患者的补偿方式上通常有共付制度的安排,即被保险人要自付一定金额或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这种制度安排试图通过干预医疗需求来达到规避道德风险、引导医疗合理消费的效果,但是共付制度可能降低了保险的风险防护功效,对参保患者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冲击。从理论上讲,最优共付水平要求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
  在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也有共付制度的安排,由于目前对医疗供给方的行为约束能力有限,提高个人自付比例从而约束参保患者的医疗需求行为成为了政策的侧重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权衡地看,自付比率不可能一直提高,加之其正面效用边际递减,这意味着提高个人自付率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共付制度的效应和最佳共付水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意义。
  本项目研究结论主要基于2006年实施的一项大样本调查,样本人群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9个省份(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18个城市,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较强。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对医疗支出的影响
  研究发现共付制度对医疗支出影响在统计学上非常显著, 即在较高的部分负担率的情况下,医疗总支出较低; 而在较低的部分负担率的情况下, 医疗总支出较高。这一研究结论的意义非常浅明——较低的部分负担率伴随着医疗资源的浪费,适度提高部分负担率有利于医疗资源的配置。
由于目前我国的城镇中还存在着公费医疗,由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公费医疗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很大浪费,因此应逐步改革这一制度,将这一部分人群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与居民健康的关系
  提高部分负担率固然可以改善医疗资源配置情况,但也有可能对居民的健康状况造成负面冲击,即在较高的负担率情况下,居民的健康程度有可能下降。
  本研究利用两个比较大的独立样本分别进行了分析,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住户收入、消费与就业调查(1999)》数据库(包含我国东、中、西部6个省份13个城市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高部分负担率伴随着差健康状况,而且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库(包含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份18个城市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研究表明,高部分负担率伴随着差健康状况,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这两个独立的样本都表明,提高部分负担率可能会使居民的健康状况下降。由于部分负担率的改变,其实是改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我们进行了拓展研究,即考察居民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3.系统地检验了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从医疗保险体系来说,可以起到融资的作用,但对于参保者来说,可能加重他们的财务负担,那么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如何?本研究纵向进行了拓展——在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份18个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Oprobit模型检验了三个假说: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和收入差距假说。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健康状况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但不呈现非线性关系;其次,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呈先增后减再增的三次曲线关系,即收入差距假说的强效应只发生在一定的收入差距范围内;第三,虽然处于较高的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会下降,但是阶层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研究结果不支持收入差距假说的弱效应;最后,同一群体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与较差的健康产出相联系。
  4.系统地检验了健康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在我国东、中、西部9个省份18个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健康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健康无论对就业参与还是个人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意义。
  5.系统地探讨了部分负担率的调整与最适决策
  调高部分负担率虽然可以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但同时可能加重患者的疾病财务风险,因此如果想提高部分负担率以抑制医疗需求降低医疗总费用,不能忽略这一措施疾病风险的影响。
  我们设计了具有代表性个人患病且具有不确定性的两期模型,用来描述部分负担率与参保者风险承担的关联性。通过数据模拟可以看出,提高部分负担率的确可以有效地减少医疗需求,社会整体承担的医疗费用显著地降低,但与此同时,参保者承受的疾病风险随着部分负担率的提高而稳定地扩大,疾病风险不只表现在部分负担率支出,其他福利水平相关的参数也都因为疾病而具有不确定性,部分负担率的提高会扩大参保者决策参数的离散程度,即承担越大的疾病风险。

  创新性及其表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社会效益和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1.研究内容的创新
  社会医疗保险共付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置,目的在于干预消费者的医疗需求。那么这一制度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由于部分负担还可能加重参保者的财务负担,对他们的健康造成负面冲击。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对共付制度进行研究。国内对这一制度进行评估的文献尚不多见。我们的研究可以视作对国内这一领域文献的补充。
  研究发现,提高部分负担率的确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这一措施是以参保者身体健康程度受损害为代价的。从福利经济的角度看,我们模拟的结果表明,适宜部分负担率在20-40%之间。除此之外,我们还纵向加深了研究,探索了收入和健康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和收入差距假说,研究表明健康状况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但不呈现非线性关系;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呈先增后减再增的三次曲线关系,即收入差距假说的强效应只发生在一定的收入差距范围内虽然处于较高的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会下降,但是阶层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研究结果不支持收入差距假说的弱效应;同一群体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与较差的健康产出相联系。这一结论的意义非常明显,国家应加强对穷人和非健康人群的社会保障支持力度。
  最后,我们拓展了健康的效应研究。健康的就业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并且研究大多着重于工资(收入)函数的研究,主要对工资性就业及其收入进行研究。相对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健康对就业及收入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与收入效应。
  2.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研究不仅重视描述性分析,还重视定量性研究,综合运用了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与运筹学等学科知识。这可以从我们使用的logistic模型,Oprobit模型,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通径模型等看出。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使得研究结论具有可重现性。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社会效应和影响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从学术角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从应用价值来看,社会医疗保险部门可以从我们的研究得到借鉴,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提高部分负担率虽然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是以参保者的健康状况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医疗保险部门不能一味地从患者角度干预医疗需求;工作的侧重点应向对供方干预进行转移。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曾分别获得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三等奖和中国保险学会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