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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

2010-07-12 00:31:57作者:周山来源:中国民俗网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世界早已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就在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国,文明的肇始,文化的发生也同样与江河缠绕在一起。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录了我们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实际上,在此之前,先人“择水而居”的历史还很长,故事也很多。从20世纪以来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量成果中,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久远历史。周人先祖“择水而居”的杜水、?水、渭水,只是黄河中上游的几个支流。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创造文化,推进文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也便在悠悠岁月中渐渐形成。
  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黄河文化
  根据20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把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出四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的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既富有黄河文化色彩,又各具一定特点。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作为黄河文化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与青铜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易经》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夏代的《易经》又称《连山》,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山的崇拜。商代的《易经》又称《归藏》,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土地的崇拜。周代的《易经》又称《周易》,以代表天的“乾”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从对土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在这一卦的爻辞中,作者以“龙”为喻,阐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志,并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顺其自然、开拓进取的长江文化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也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志特征。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三星堆”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
  如果把“三星堆”作为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楚文化与吴越文化。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等古文化为历史背景。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楚文化为轴心。
  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
  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考古工作者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庄子的逍遥思想,源自于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互渗透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属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中,“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会忘掉“仁义”。老聃、庄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他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长江文化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历程。
  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并不意味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重心转移,开拓、创新、进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仍然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我们主张核心价值二元论,开拓、创新、进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和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只是主次易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必然表达。(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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