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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企业伦理

 
项目信息
对应的项目名称: 企业伦理新探
学科: 哲学
项目类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负责人:陈雷
项目依托高校:浙江理工大学
成果信息
成果名称: 理解企业伦理
作者(含主要成员):陈雷

  最终成果摘要报告

  1.最终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是专著《理解企业伦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企业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第二章梳理了企业伦理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基于企业的社会性与经济性叙述了“企业伦理需要论”;第四章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与限度等问题;第五章论述了企业家道德素养的要素与形成的途径;第六章论述了企业制度、组织与决策中的伦理问题;第七章分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伦理内涵,并将二者作了比较;第八章阐发了文化与企业伦理的内在关联性,并对民族文化视域中的美日中企业伦理作了比较;第九章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企业伦理建设问题,并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规范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

  2.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其一,彰显了“问题”意识。
  全方位地谈论企业伦理问题,全面地构建企业伦理学体系,不是本课题的主旨。本课题只是想针对特定时期带有焦点性的企业伦理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和看法。本课题所涉及的“焦点性”企业伦理问题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这些问题主要有:企业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企业的伦理需要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家的道德素养问题;企业制度、组织与决策中的伦理问题;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伦理比较问题;民族文化与企业伦理的关联性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伦理建设问题,等等。当然,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就是“焦点性”问题,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二,基于企业的基本规定性来研究企业伦理。
  企业是企业伦理行为的主体,基于“企业的性质”来研究企业伦理,显得尤为必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学派对于“企业的性质”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单就经济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而没有对企业的组织、决策、能力等进行研究,因而被视为没有企业理论的经济学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新奥地利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企业能力理论等经济学学派则不断地关注和解析企业这一“黑箱”,从而形成了相应的企业理论。企业伦理研究要关注这些差异,要确立自己的“企业性质观”,并以此作为企业伦理研究的基点。再者,由于企业总是表现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民族文化关系的载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府——企业——社会”这一架构内来研究企业伦理,同时也有必要审视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与企业伦理的内在关联性。
  其三,借助“权利论”来诠释企业伦理。
  截止目前,国外企业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以粗略地归结为“四大理论”,即综合社会契约论、目的论、义务论以及德性论。“四大理论”经过批判性地改造——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以及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批判性改造,可以为我所用。不过,有意识地突出“权利论”在企业伦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本研究试图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权利”一般表现为有尊严的主体有资格提出的要求得到正确对待的诉求。权利论者从人的尊严出发,往往把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作为基本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维系一个人的尊严所必需的。再者,权利又表现为一种资格,例如,可以表现为人们获得某种具体利益的资格,但权利本身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利益。利益表现为人们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及其满足。相比较而言,权利比利益更带有根本性。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资格,才谈得上利益。利益本身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正当利益可以称为权利,不正当利益则永远不会被当作权利。因此,权利可以被当作评判利益正当与否的尺度和标准。
  从类别上讲,权利又可分为道德权利、约定权利、法定权利等种类。这三种权利有着各自的规定性。作为一个“人”有资格提出的要求,可以称为“道德权利”,习惯上往往称为“人权”,这方面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资格提出的要求,由于它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所规定和保障的,所以往往又称为“法定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都是普遍权利。道德权利是所有的人普遍具有的,法定权利则是一国的公民人人都具有的。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类权利可以称为约定权利,那就是依据契约当事人各自所享有的权利。这类权利是由特定的契约所赋予的,所以它仅仅与当事人有关,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种权利作为一种特殊权利,是不能违背作为一般权利的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权利都是包含着相应的义务的,履行义务与享有权利是密不可分的。
  “权利论”与上述的“四大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四大理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与权利问题的关联性。例如,义务论中便有以权利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以公正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同样与权利有不解之缘。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企业伦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外(甚至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表明,权利问题是其核心的问题。单从颇有影响的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便可略知大端。另外,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呼应,国外一些著名企业的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中也都透露出了较强的权利意识。
  借助“权利论”来诠释企业伦理,从现实和理论的双重角度看,都具有合理性和可能性。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进程,与“市场主体性”意识的逐步确立相对应,“权利”概念和观念逐渐凸现出来,并且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从价值论上看,人们已经意识到权利绝非法律的专有名词,仅仅具有法律价值,同时它还具有道德价值,譬如,凡称为权利的东西,诸如道德权利、约定权利、法定权利,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这是因为权利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
通常人们习惯于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去考量企业伦理(譬如功利论便是如此),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实践当中企业伦理所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人们进一步上升到权利论的层面去加以审视(从一定意义上讲,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又可转述为“权利相关者”)。

  3.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企业伦理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就基本的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广泛采用了描述的研究方法、规范的研究方法,相比之下,元伦理学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有意识地突出了权利相关者分析法。这种方法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视为权利相关者,进而识辨并把握利益相关者多种(常常还是相互竞争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和道德请求。除此之外,还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上述这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之截然分开。譬如,在比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伦理、道德规范时,既有纯理论上的推演、比对,也有建立在实证资料基础上的描述、比对;再譬如,在对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的企业伦理进行比较时,同时又运用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4.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
  本书研究企业伦理的切入点是企业的性质(或曰基本的规定性),在理论基础方面,对“权利论”多有强调,这在企业伦理研究方面有一定的突破。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可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贻庭教授对本课题的研究成果(《理解企业伦理》一书)作了这样的评价:不求体系(“学”)的构建,但求问题的解决。不对重要问题作深入的研究,而是急于提出或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与之不同,陈雷博士(本课题组负责人,《理解企业伦理》一书的作者)首先凸出问题意识,对一个个重要的企业伦理的理论问题进行逐个研究,并就中国企业目前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伦理比较,在文化比较视域中探讨企业伦理的民族性渊源,提出了“企业伦理的民族性”这一重要问题,对传统价值观、习俗、惯例或所谓“潜规则”与企业伦理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切中了中国企业伦理运行方式的脉搏。尤为可贵的是,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的实证调查,取得了许多反映我国企业伦理现实状况的实证材料和数据,从而使他对企业伦理、特别是对中国企业伦理的理解更加切合实际情况和企业的伦理实践,体现了企业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的根本特点,而他重视并实践实证调查这一研究企业伦理的根本方法,实为难得,应得到推广。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也将会受到企业界和企业家的欢迎。(参见《理解企业伦理》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