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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思想的当代启示

2010-03-23 16:15:59作者:鲁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当代学术史可以说是一项“续写”传统学术的工作,而中国传统学术不是一具只需要派人看守的“僵硬尸体”,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或隐或现的鲜活生命体,其身上寄托了无数前辈学人的期望与理想。因此,传统学术不仅需要传承,还需要发展乃至于现代性转换。进而言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学术发生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其外在规定性和内在理路尤其值得注意,有时这方面作用大,有时那方面的效果更明显,但归根结底须保障学术自由。从中国历史来看,自唐朝大规模官修史书以来,就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天子不观史”的学术传统。唐太宗欲观“起居注”,房玄龄阻之。太宗问房玄龄:“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遗憾的是,现在的学术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干扰。有人说当前学术自由的敌人是“官僚学术”、“等级学术”与“审批学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管得宽、统得死”的学术制度违背了其自身发展规律,使得学者没有自由的最富于创造性的“冥想”时间。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学术创造源于学者内心的虔诚,而当代学术竟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学术创新就要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疑辨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即已开启了中国学史术上疑辨的精神传统。此后,有唐人刘知几的《疑古》、《惑经》专篇,清人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至民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古史辨”派,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疑辨传统一直不绝于缕。

  现在的某些学术研究不敢怀疑权威和书本,基本“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学术论文陈陈相因,商榷的少,附和的多;有创见的少,俗论、庸论的多,甚至于通读全篇,找不到论者的观点。

  若是观点有一定的新意,但论述有所欠缺,则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若是抄袭其他书本或是其他各家之说,反而容易获得赞赏。若是疑难,则盛气凌轹,词旨尖刻,影射讥笑;若是受到辨难,则态度骄横,东扯西扯,甚至人身攻击。

  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学术研究正在走向异化,学术自身走向迷失。80年前,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此话在学术上的意义应当是永恒的。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讲究学行一致、表里如一。晚清时期的倭仁恪守理学甚严,很注意修养性情,每天的言行都有札记,清洗自己思想,使其符合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他还曾在北京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在古代士人中,像倭仁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和人生境界是相通的、一致的。

  当代学人大抵比传统士人的知识结构更复杂,精神世界更丰富,但治学与修身、学术的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未必就是今胜于昔。现在我们不少学者学行分离,学则吾学,行则吾不知,学术殿堂充斥着“文抄翁”、“假道学”,严重玷污了学术的严肃和纯洁。现在有学者提出应当摒弃传统的“三纲”,发扬“仁、义、礼、智、信”五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这样,学术可能就不会成为形下之器。

  以上所述仅为荦荦大端,其借鉴与启示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曾经鼎盛的古典学术在近现代史上的批判运动中虽已成明日黄花,但现在的学者理应有更全面、深入、发展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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